那場巴西1比7輸給德國的世界杯半決賽后，我最想看到的，是埃德瓦多.加里亞諾的評論。拉美人對足球的熱情，沒有人表達得像他那樣妙趣橫生又充滿哲理。遺憾的是，加里亞諾的足球評論不夠多，如今更成絕響。4月13日，他在家鄉蒙得維的亞辭世，終年74歲。

這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不世出的拉丁作家，然而所有關于他的訃告，都不忘提及他是一位杰出的足球作者，那本1997年出版的《足球往事：那些陽光與陰影下的美麗和憂傷》，已經成了足球乃至體育類書籍中的經典。

加里亞諾的成長，伴隨著足球。他9歲的時候，巴西經歷了一次民族性的足球災難，那是加里亞諾的同胞在1950年世界杯最后一戰中、于馬拉卡納球場制造的一次慘案：當時世界杯賽程里沒有決賽，巴西主場打平即能奪冠，然而烏拉圭2比1力克東道主，奪取第二座世界杯。馬拉卡納球場留下了現場觀眾20萬人的足球歷史世界紀錄，以及巴西人無數破碎的心靈。

“如同每一個烏拉圭人，我的耳朵始終貼著收音機，”加里亞諾寫道，“當卡洛斯.索類用低沉語調告訴我巴西進球時，我的心不斷下沉。我轉頭尋找我最堅強的朋友。我向上帝發誓，如果他在馬拉卡納顯靈、改變比賽結果的話，我會將自己奉獻給上帝……”

加里亞諾說他當時發了無數的誓，最終烏拉圭的勝利，確實是一種神跡。“那是一個叫瓦雷拉的血肉之軀塑造的神跡……”瓦雷拉是當時烏拉圭的核心球員。

加里亞諾瘋狂地追蹤著烏拉圭的一舉一動。他發現瓦雷拉拒絕接受采訪，拒絕拍照，哪怕回到蒙得維的亞機場，瓦雷拉也在回避著公眾聚焦?！盀趵缱銋f的大佬們得到了政府頒發的金牌，球員們得到的卻是紀念銀牌以及一些獎金。瓦雷拉的獎金讓他買了一輛1931年的福特汽車，可惜一周之后那車就被偷了……”

當知識分子，或者來自于藝術領域的高手們開始撰寫足球故事，這項運動的語境被拓寬，這項運動的形象發生著改變。從英國到德國，從意大利到巴西，足球成為時尚主流運動，擺脫掉前一百年發展過程中太濃烈的勞工階層色彩，這樣的講述口吻和角度，十分重要。只是語境的變化，其實是伴隨著足球商業化提升、因為足球更主流，從而吸引了更主流作者的結果。60年代，在英國只有漢斯.凱勒這樣的藝術家樂于評論足球，但這位逃離了納粹追殺的奧地利藝術家，關于足球的各種文字評論以及音樂創作，經常是主流媒體嘲諷的對象。

加里亞諾是一位先導。他的文字，如同賁張沸騰的拉丁血脈，充滿著愛。他的語言，即便經過幾手翻譯，依然富有彈性和想象力。描寫前西德國腳烏維.席勒，他的話語如是：“……一張快樂的面龐。”或許是烏拉圭這個在拉美最沒有種族歧視的社會環境，加里亞諾的文字里，隨處可見對非洲族裔、混血球員的贊美。像巴西足球的先導亞瑟.弗里登里希，在1919年曾打破烏拉圭對南美足球的控制：這是將快樂置于勝負結果之上的足球風格。在弗里登里希之前，巴西足球是沒有靈魂，沒有追求的，弗里登里希將歡樂帶給了巴西足球?！?/p>

加里亞諾對足球的認識，有著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高遠眼光，澎湃華美的辭章背后，有著深刻理性的現實分析。他是最早公然嘲諷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的人——“一個一輩子沒踢過球卻坐著一輛由黑人司機駕駛的超大豪華房車滿世界招搖撞騙的國際足聯官僚……”

在政治傾向上，加里亞諾是一個典型的拉美知識分子，社會主義者。他渴望社會公正公平，就能證明自己渾身干爽地站在河岸上。一個人一旦偶然脫序，被媒體找到了可供傾倒勢利的點，就像被施以定身術，定在了貌似落魄的一瞬間，成為人們拋擲勢利之石的現代鬼怪。這種迷信，常常還以貌似客觀的樣貌出現。無法指責一個人的貧窮（因為那不夠政治正確），就指責造成貧窮的原因，例如懶惰、愚蠢、不求上進、不夠入世，這種對窮人的污名化，是安全感的來源。只要貧窮是有原因的，似乎就是可以避免的。

娛樂圈的落魄者，總會得到這種污名，比如藍潔瑛，一直被描述成一個性格乖戾的女人，恃寵而驕，經常耍大牌、在拍片時遲到，甚至讓跟她合作的大明星在片場久久等候，最終拂袖而去，所有這些，似乎導致了她被雪藏，成了她命運的拐點，是她瘋癲的誘因，盡管這些都沒能得到證實，其中的因果關系也不明確——在那些春風得意的明星身上，這些性格缺陷恐怕還更夸張，但人們很愿意得出結論，只要避免了這些——遲到、傲嬌，就可以避免落魄。勢利是一種簡化術，無視世界的復雜，大刀闊斧地簡化命運的流程，得出一些讓人滿意的輕率結論。

但勢利卻比其他態度更容易透露一個人的內心秘密和真實處境，當一個人格外在意別人的處境，并且努力鄙視的時候，往往說明，自己的處境也并不安全，擔心被落魄的瘟疫傳染。勢利不只是一種滿足，勢利也是一種恐懼，恐懼需要迷信予以紓解。在那些社會動蕩、階層輪動特別劇烈的時代，這種恐懼格外強烈，這種勢利也特別普遍。掙脫勢利，不是為了某種德行，而是為了掙脫恐懼。撰文：顏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