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碳政治中的發展中國家責任問題，必須基于碳民主原則、歷史公平原則、終端消費者付賬原則，給予致力于減排的發展中國家以合理的經濟補償和技術轉移。

今天你消耗了多少碳、向環境注入了多少碳？今天你是否有一項或幾項低碳行為或碳抵消行為？演示地球氣候環境突變的《后天》是否會在《2012》來臨？盡管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變暖仍然只是一個尚待證實的假設，但它是一個必要的假設，因為人類的種種生產、生活行為確實對地球制造了廣泛的侵害與重荷。地球變暖如果是上帝或太陽發脾氣的后果，我們人當然無能為力；但如果它是人類行為造成的，那么我們還可以有辦法來制止這場危機。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5次會議，重點就是減少人類制造的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以阻止地球變暖，并且試圖向所有國家提出減排要求，而圍繞著誰該減多少，就出現了所謂的碳政治。

誰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按照克魯格曼的觀點，中國的二氧化碳排量增速很快，在2006年就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家。他還認為，由于中國大量消耗礦物燃料，使得國際油價在經濟衰退期仍然昂貴。他表示，他的余生將會執著于這些資源與環境問題。言下之意，他會對中國很感興趣，或者說，他將用他的余生來監督中國。

對于這種不請自來的監督，中國人非常不滿，依照以下原則進行了反擊：首先，中國排放溫室氣體多是因為中國人口多，而中國人口多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保健品質提高了，并且沒有內戰、內亂，所以只能是人口多，且隨著生活品質的提升，中國排放溫室氣體多是必然的。言下之意，反對中國人提升生活品質是不道德的，那么，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是無可厚非的。按照“碳民主”原則，每一個中國人和每一個西方排放的碳應當是一樣的，而中國的人均指標離西方的人均指標還差很多，是人均排放量小國，因此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還有很大的合理增長空間。

其次，根據“歷史公平”原則，過去靠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發達國家現在來阻止發展中國家排放溫室氣體，進而遏制后者的發展勢頭，這也是不公平的。

再有，根據“終端消費者付賬”原則，發達國家把溫室氣體排放量大的工廠遷往發展中國家，但這些工廠產品的終端消費者多數是發達國家人口，因此排放責任仍然主要是在發達國家。
克魯格曼的回應是：你們說的都對，但是，如果中國執意要達到美國的人均排放量，中國和整個世界都會受不了。既然如此，就必須尋找折中方案。事實上，克魯格曼提出了碳政治中的第4條原則：人人有責原則。地球環境越來越脆弱，既與發達國家的高額人均資源消費量有關，也與發展中國家粗放的生產、生活方式有關。最近的廣州垃圾焚燒工廠事件至少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告誡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要審慎、透明，一個則是表明我們生產、生活中制造的垃圾實在是太多了，無論是填埋還是焚燒，都難以保證不傷害民眾利益、傷害環境。為此受垃圾焚燒廠威脅的廣州市民提出了一項“人人有責”原則：大家都來認真踐行垃圾分類、垃圾回收，就可以減少垃圾焚燒廠、垃圾填埋區的數量，就可以減少相應的空氣、地下水污染。

當然，談到碳政治中的發展中國家責任問題，必須基于碳民主原則、歷史公平原則、終端消費者付賬原則，給予致力于減排的發展中國家以合理的經濟補償和技術轉移，并建立強有力的全球協商—治理機制。

要減少溫室氣體對人類的威脅，僅靠長期陷于討價還價、裹足不前的國際碳政治是不行的，還必須依靠對環境友好型的低碳經濟給予獎勵，對致力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低碳科技給予支持。人類科技發展到今天，會有怎樣的一個趨勢？在我看來，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就是從以向環境索取型的科技為主導，轉向索取型與自保型的科技并重。所謂自保型的科技，就是指有助于人類節約地球資源（包括能源）的科技以及防止和治理環境受到污染、破壞的科技，其中就包括了低碳科技。

此外我們還要看到，當防止地球變暖已經成為一項全球共識、人類共同責任的時候，誰率先在低碳經濟、低碳科技上發力，形成產業優勢、科技優勢，誰就有可能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所以重視溫室氣體減排問題，不僅是一個責任問題，也事關國家利益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