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目是由TVB前總經理陳志云策劃的：先由專欄作家Winnie代表電視臺節目制作組，在論壇發帖，以“送你一場戀愛”為題，征求真人秀節目參與者，五位女性入選：Suki、 Florence、 Bonnie、 Mandy和 Gobby，年齡二十八到四十之間，既有快餐店經理，也有高收入專業人士;再由制作組安排人生導師、婚姻顧問、美容化妝師，對她們進行改造，從談吐、儀態、著裝到心理狀況，甚至不惜借用醫學美容手段，與此同時，節目組帶領五女“上天、下海，到俱樂部，到舞廳，走遍全香港結識男性”(節目旁白)，并全程跟拍，整個過程歷時半年。

　　最后形成的節目名為《盛女愛作戰》，在零宣傳的情況下，于2012年4月9日22:30在翡翠臺播出，平均收視26點，最高達29點，最多時有183萬觀眾同時觀看。播出兩周后，五位“盛女”成為全城話題，登上《明報周刊》、《東周刊》、《東方新地》、《壹周刊》封面，狗仔24小時跟拍，將她們的身世情史翻了個底兒掉，連幾位人生導師婚姻顧問也成了爆料對象，曾整容、曾做男公關，自己婚戀失敗卻要充任導師，等等。

　　Anti力量同時出現，梁文道及精神科醫生曾繁光、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蔡玉萍等學者，舉行記者會抗議《盛女》，認為節目灌輸“嫁不出去就是失敗”觀念，“單一美麗的定義”，現場甚至出現停播節目的呼聲。同時，因為“盛女”自4月12日開始，一連七天登上香港商業電臺《光明頂》節目，引起不滿，聽眾認為，她們不夠格上這個節目，呼吁“還我光明頂”。

　　“把‘剩女’喚作‘盛女’，當然是神來之筆，扭負為正，簡直是逆轉勝的文字精品”，馬家輝先生這么說，但“盛女”并非TVB首創，去年稍早，就有電視劇命名為《盛女的黃金時代》，李冰冰主演的電影《我愿意》，更是將“盛女”作為題眼及主旨，盡情演繹。《盛女》也不是香港同時期唯一一檔相親真人秀，去年年底，亞視推出了陳啟泰和甄詠珊主持的“港版《非誠勿擾》”——《撻著》，但真正讓全城矚目的，還是《盛女》，在適應水土上，《盛女》顯然更勝一籌。

　　所以《盛女》在內地悄沒聲息，固然因為內地此前已有《非誠勿擾》和《百里挑一》、《我們約會吧》，固然因為南北隔膜，更因為，《盛女》提供了話題性，卻不是內地觀眾需要的話題性，《盛女》的價值觀，不是內地人的價值觀，香港學者眼中意識不良的《盛女》，在內地人看來，簡直是恬淡的。

　　內地相親節目的核心價值觀是“青春”，嘉賓務必年輕貌美，萬一年齡不小了，也常常擁有另一種補償劑——財富，VCR里最樂于出現的，是豪宅和海外生活掠影。“盛女”的年齡卻普遍偏大，相貌身材也多半平平，生活場景是日常的、瑣碎無光的，即便海歸“三高”女，也得寄居在親戚家里，房間里只得一床一柜，因為沒有自己的房子，想哭都得出門才哭。兩種背景，自然影響到當事人的言論，內地相親節目流傳出的嘉賓格言，橫空出世睥睨眾生，“盛女”的格言，卻隨波逐流低眉順眼，看人得四十五度角，得“聽話、不駁嘴”。

　　內地相親節目得是戲，是社會現象展演臺，是人間喜劇，是濃烈艷色，是兇狠的兩性搏殺，像一出“仲夏夜之夢”，正適合當下興致勃勃的、被大拆大建攪了心神，擼著袖子躍躍欲試的內地人，這種興致勃勃是青年式的，青年價值觀，也正是此刻所有人捧在手上的價值觀，意見領袖得是青年，職場專家得是青年，這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愿意聆聽青年，希望他們帶來新見識和新方案。

　　的確，對內地人來說，這是一個屬于青少年的時代，刊登在1945年《紐約時代雜志》第一期上的“青少年權利法案”十點綱要正適用于此時：“忘記童年的權利;決定自己生活的權利;犯錯誤的權利，自己發現錯誤的權利”以及“停留在浪漫年齡的權利”。相親節目，也得應時而變，得給夠浪漫年齡的一切幻象，盡管，在復旦大學教授顧曉鳴看來，相親類節目“應該是連接青春期和家庭之間的橋梁”，但內地相親節目，恰恰是反著來的。

　　《盛女》之類，卻屬于激情過后的港人，像新聞，像紀實攝影，略帶疲倦感，雖然也是“相見歡”，卻是千瘡百孔的“相見歡”，幾個導師殫精竭慮，為的是催促幾個已經足夠惶惶然的女人，盡快回歸理性，看清鏡子里的自己，不要奢望白馬王子。哪怕節目制作方為了平息眾怒，回避消費女性嫌疑，趕緊弄出一個《盛男愛作戰》來，恐怕還是這個調調。

　　這是一時兩地兩種情緒對照的結果：在青年價值跋扈囂張的時代，以青年以外的身份生活，是艱難的，在淡淡的疲倦中，遙望青年氣象云蒸霞蔚的大時代，更有脫節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