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近半個月后，蘇越提出上訴。

　　把他犯事的過程梳理了一下，大致是這樣的：2004年前后，他旗下的文化公司，經營狀況良好，2005年拍攝的《武林外傳》，2006年元旦在央視播出，最高收視率一度達到9.7%。擴張之心油然而生，為的是早些上市，于是投拍若干大制作，兩部古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分別邀請謝霆鋒和甄子丹出演，還有一部改編自嚴歌苓小說的電視劇，講述華人勞工在美國的經歷，可想而知，投資額絕對不會少。

　　但是，影視劇領域，像沙場，也像賭場。2006年后，他投拍的電視劇，遭遇了電視臺欠款、退片，和央視合作的一部電視劇，沒有過審。占壓款達到一個億。

　　他沒跟原來的股東講，尋找新的投資人，新的股東要求短期、高息，他答應了。從前的股東信托也在此時到期，他于是鋌而走險，編造若干項目，有影子或者沒影子的，向游資求助，包括高利貸。何況，虛構什么項目不好?他虛構的是北京奧運會巡回演出。2007年12月到2008年10月間，他借款達5700多萬元，隨后事發，他用了一年八個月努力償債，最后剩下2800多萬元還不了。他的愛人安雯在微博呼吁的理由，也是希望給他機會，減少受害者損失。

　　回顧整個過程，不得不得出結論，他最大的失敗之處，不在于使用了欺騙手段，而在于他的失敗。所有資產放大的過程，其實都險象環生，道德和法律上的遮羞布千瘡百孔，但挨過去了，勝了，就是神仙，沒挨過去，敗了，就是騙子。當初，孟廣美的意大利男友Corrado被當做騙子時，我也曾說：“只能說，Corrado是個失敗者，失敗的情人，失敗的資金運作人，失敗的危機平息者，投出去的錢固然不見聲響，事后的表現也過于失措張皇，是他的失敗，使他成了騙子。而騙子之所以成為騙子，不是因為他實行了欺騙，而是因為他是個不成功的騙子。”

　　一種論調卻大量出現——每逢文化人經商失敗，這種調調必然出現——蘇越不適合經商，文化人都不適合經商，他沒有自知之明，他不愿安貧樂道，他拋棄自己熟悉的領域斷然越境，失敗是必然結果，劉曉慶、方宏進也被當做相近的例子頻頻舉出。

　　經商一直被視為一種特殊的能力，事實上，所有的行業都高祭“特殊能力論”，為的是增加神秘感，提高準入時的心理門檻。但若細究一下那些被視為有強大經商能力的人群，會發現，他們之所以出門經商，或者因為種族和宗教的原因，沒有容身之地，或者身處丘陵、干旱、人口密集地區，“地不養人”，不得不在商業領域尋求出路與救贖。他們的經商能力與其說是天賦，倒不如說是最后的吼聲，與其說是恩賜，倒更像一場曠日持久的訓練，一種被迫成就的傳統，他們只是被分配了這樣一種角色，勉力為之，最終也有所成。而世上的一切行當，一切專業，其實也不外如此。

　　蘇越是有經商能力的。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就意識到國內唱片業需要更先進的管理方式，30歲去日本留學，學成歸來，先在1991年與臺灣飛碟唱片合作成立普安唱片公司，后來創立天星唱片和萬森文化，第一個在內地推行歌手簽約制，代理或簽約了很多知名藝人。后來轉做影視，在50歲的時候，還能敏銳地發覺《武林外傳》這部“打著武俠反武俠”的作品的獨到之處。

　　卡倫·霍妮在《我們時代的神經質人格》中說：“努力追求權力、聲望和財富，意味著不是通過增加與他人的接觸，而是通過鞏固自己的地位從而獲得安全感。希望占優勢、贏得聲望、獲得財富，任何一個本身都不是神經質傾向……對權力的正常追求是出于自己的優勢，而權力的神經質追求是出于自己的弱勢。”藝術家必然要經歷那樣一段時期，發現自己的創作能力減弱，發現自己在臺前的接受度下降，得以別的方式鞏固自己的地位，獲得安全感。蘇越正是如此，他的選擇毫無值得詬病之處，他的追求，也是出于自己的優勢——他選擇了做一個文化商人。

　　但文化人，胸前、額前，都寫著大大的紅字——他們是異端，他們是在某方面被閹割和重組過的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都得換個眼光打量，就像發生在林黛玉身上的一切都得加上尖酸、小心眼的限定。網絡流傳的段子說“跳樓生還的可能性是2%，創業成功的可能性是1%”，這話缺少統計學上的精確性，既沒有結合幾樓跳下、風力狀況、個人體質等因素分別進行分析，也沒有對“創業成功”加以時間上的考量，只是對創業艱難的調侃，說明創業路之險惡。這種險惡是普遍發生的，但文化人卻往往被摘出來，單獨進行宣判：你，沒有這個能力。盡管我們可以像中學生議論文那樣，在劉曉慶和方宏進后面，列舉出謝霆鋒、李靜、姚明、李寧，盡管文化人(或者明星)是否更容易經商失敗，并沒有統計學上的報告，但文化人往往被排除在統計學之外，單獨進行印象管理。

　　我感嘆的不是蘇越之淪陷，甚至也不是人在某些時候被標簽化，而是人的一葉障目，人的寧愿被一葉障目。在陳見面前，世界如此簡單，在這種簡單面前，到處都是標準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