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恨斯諾登的人。
作為國家情報局局長，詹姆斯·克拉珀統籌領導美國情報體系17家機構的工作，包括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局等等，并且直接向總統奧巴馬匯報。多年以后，人們可能會想不起這一任情報局長的名字，但一定會記得斯諾登。毫無疑問，斯諾登的出現大大改寫了詹姆斯·克拉珀的職業生涯，以至于他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我特別想回到冷戰時期，那時我們的對手只有一個，而且我們知道他是誰。”
或許是為了給自己挽回最后一點顏面，在任期結束前的最后幾個月里，詹姆斯·克拉珀連同他的十幾名助手和顧問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在這場前所未有的采訪中，他談到了棱鏡計劃，談到了全民監聽的道德性，也談到了美國情報系統的危機。
今天，詹姆斯·克拉珀終于可以退休了，畢竟整天帶著那么多秘密生活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不管怎樣，你可能都要承認他確實曾經干過一份世界上最難的工作：不僅要監視所有人，而且斯諾登的出現讓所有人都在監視他。
2016年11月7日周四上午，詹姆斯·克拉珀宣布遞交辭職信，他將于64天后正式卸任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
美國國家情報局長詹姆斯·克拉珀很少公開露面。他今年75歲，自認為是個怪老頭兒。曾是美國頂級間諜的他留著光頭、嗓音低沉渾厚、一身緊實的肌肉。克拉珀平日喜歡騎自行車，雖不怎么喜歡穿西服卻又因公不得不穿。他極其反感在國會山露面，因為國會議員常常對他圍追堵截，問問題時咄咄逼人。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覺得作報告，尤其是作公開報告，就像鋪床一樣煩人”。
克拉珀表示，他工作的樂趣之一就是和“秘密帝國”的員工開會。這個所謂的“秘密帝國”里包括17家機構，其中既有中央情報局（CIA）、國家安全局（NSA）、國防情報局（DEA）和聯邦調查局（FBI）這樣響當當的機構，也有像財政部情報與分析辦公室之類鮮有人知的機構。
在任的6年間，他往返于國內外，和情報人員、分析師及特工開了無數的會議。這些會議一般規模不大，跟時下熱門的新聞也沒什么關系，而主要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情報局的事情上。對克拉珀來說，軍事情報機構內這些事情雖瑣碎，但處理起來還算比較輕松。
美國戰略司令部位于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附近，這里也是美國核彈部隊總部所在地。八月下旬的一天，克拉珀在司令部會議室里接受了來自180名民眾和軍隊人員的提問。這次，在他回答了有關部隊入伍以及協調情報系統等常規問題后，一個像他一樣身著制服的職業軍人拿起麥克風，問了他一個上任以來他從沒遇到過的問題。
“你覺得監聽民眾道德嗎？”
有那么一瞬間，他為難了。
一位監聽者的成長史
20世紀70年代初，整個美國的情報機構陷入混亂，年輕的克拉珀那時還是美國宇航局局長的軍事助理。當時一伙反戰人士闖入賓夕法尼亞州米底自治區的聯邦調查局辦事處，偷走了大量涉及多個國內非法監聽項目的文件。這些項目由時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牽頭，目的是為了削弱美國的左派力量。
冷戰時期，中央情報局使用的手段卑鄙陰暗，早已讓民眾對美國情報機構喪失信心。這件事發生后，公眾對其信任度更是銳減。此后，美國國會開始著手控制，通過強化法律條文，以杜絕國內監聽項目。
而在40年后的今天，克拉珀所監聽的范圍之廣超過了美國情報局歷任局長。可能是覺得監聽活動再次突破了人們的接受底線，于是他選擇了卸任。前國安局外判技術員愛德華·斯諾登如今被很多人視為英雄，因為他揭發了美國政府的監聽內幕，同時也把新時代國內監控現狀公之于眾。
有人指責克拉珀所領導的這些情報機構會把美國帶向反烏托邦的未來：到時候政府無所不知，即使濫殺無辜也不會被問責，就算人們遵紀守法，自己的信息也會遭到調查，政府還可以通過后門、惡意軟件甚至與行業的私下交易來破壞私人電腦安全系統，克拉珀對此類指控進行了辯解。盡管他認為如今的丑聞和幾十年前的比起來沒那么勁爆了，但克拉珀聲稱，斯諾登曝光的項目“受到美國三大權力機構監督，機密數據也非常有限，有權接觸這些數據的高官數目更是少之又少”。
克拉珀說他從未質疑過自己的職業道德。在他看來，情報工作光榮高尚、光明磊落：無非就是合法授權后收集情報，再把情報客觀分析，最后呈交給決策者。但如今，這項工作像是一個戰場，混亂又糟糕。他認為，美國似乎陷入了一場看不見敵人的持久戰里，而且敵方變幻莫測，分不清是誰。如今，在情報機構工作的員工甚至能輕易地將存有幾十年機密的U盤泄露出去，單這一點就讓克拉珀更加懷念過去的好日子。那時候蘇美關系處于短暫緩和，情報工作也沒那么復雜。他告訴我：“有時候，我特別想回到冷戰時期，那些日子還不那么緊張。我們的對手只有一個，而且我們知道它是誰。”
克拉珀并不擔心他的監聽活動是否越界，他擔心的是華盛頓的領導人有沒有能力應對如今美國面臨的多樣化、全方位的威脅。國會討論的話題基本都是 ISIS、網絡戰爭、朝鮮核問題和俄羅斯崛起等問題。每年參加國會時他都憂心忡忡，他做的全球年度威脅評估報告也顯示未來局勢并不樂觀。他坦言，未來的不可預測性和不穩定性不僅僅是困擾這屆政府的問題，也是下一屆政府要面臨的挑戰。
不過再等幾周，新的局長上任后，克拉珀就再也不用考慮這些讓人頭疼的問題了，他巴不得早點進行工作交接。過去的幾年里，他常常盤算離退休的日子還有多久。通常，他會在早上向三軍統帥，也就是第一情報客戶匯報工作，這時奧巴馬總統會詢問他目前的有效選票情況，然后倆人頂拳以示友好。任期結束前的最后幾個月里，克拉珀連同他的十幾名助手和顧問接受了《連線》雜志的系列采訪。在這場前所未有的采訪中，他們談到了美國的情報機構，以及留給新上任班子的一系列棘手問題。即使已經干了六年，克拉珀還是不適應這樣的采訪，他說：“工作交給我最重要的一課就是，話說得越少越好。”
911事件使美國意識到專門成立一個監督情報工作部門的必要性。2005年，在白宮旁的一間小辦公室里，美國國家情報局正式成立。約翰·內格羅蓬特提名首任局長，當時局里還只有11名員工。五年后克拉珀上任時，國家情報局已經搬到了弗吉尼亞州麥克利恩市的復合大樓里，占地約51英畝。
盡管路邊的指示牌并不顯眼，但在里根國家機場下飛機時還是很容易看到1550號泰森斯·麥克利恩大道。從空中俯瞰，地面上有兩棟 L 形和 X 形的建筑，也許是表示“自由十字路口（Liberty Crossing）”的意思。
Liberty Crossing
911事件后，人們借這兩個符號來表達美國國內高漲的愛國熱情。這兩棟建筑就是美國國家情報局和國家反恐中心指揮部的辦公大樓，大約能容納1700名員工。國家反恐中心也是在911事件后成立的，中心的多任務指揮所就像座微型城市，里面有警察局、一家唐恩都樂和一家星巴克。
克拉珀的辦公室位于 L 形樓6層，面積很大，除了一些政府標配的黑木家具之外，顯得空空蕩蕩。門上貼著的海報十分奪人眼球，上面有只冷峻的禿頭鷹，以及“我在微笑”的字樣。
克拉珀和情報工作有著頗深的淵源。他的父親在二戰時就是名通信情報員。1962年，21歲的克拉珀還是空軍后備軍官訓練隊的學員，當年受到肯尼迪總統的接見時，他說自己想成為一名情報員，這是他唯一熱愛的職業。他在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的時候，遇到了未來的妻子（她的父親也是名情報員）。越南戰爭時，克拉珀和時任國家安全局作戰副局長的父親并肩完成了一起情報任務。半個多世紀以來，克拉珀始終扎根于情報工作。2007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任命他為五角大樓情報防御副部長，負責監督所有有關國防的四個情報部門。
2010年，由于美國情報體系固執己見，未能阻止西北航空公司圣誕爆炸案。奧巴馬找到克拉珀，并任命他為情報局局長，這已經是短短五年內上任的第四任局長了。美國情報機構眾多，監控范圍極廣，克拉珀認為自己會把重心放在幕后，主要負責協調各機構的工作。
克拉珀的生活基本是在視頻電話會議、地下匯報廳、指揮中心和防竊聽室之間連軸轉。他那輛黑色的 SUV 配有裝甲，與其說是一輛車倒不如說是一輛坦克。車頂配有天線，在華盛頓特區內活動時，有蝶形衛星來保證他的通信安全。出遠門時，住處的通信有專門的團隊保護。他的助聽設備會有人定期檢查以防外國敵對勢力竊聽，他用 iPad 向總統辦公室匯報時，反情報團隊會簡化 iPad 的功能來防止信息泄露和他人竊聽。
克拉珀是美國政府里（或許也是這個世界上）消息最靈通的人。他幾乎可以掌握全世界的消息:各級各項選舉、世界經濟動蕩、科技發展、恐怖組織陰謀，甚至連外國領導人的糟心事兒他都一清二楚。“一般情況下，我很難在開會時保持注意力集中。”他說道。
斯諾登泄密事件之后，美國人才知道克拉珀的“秘密帝國”里有10.7萬多名員工，差不多相當于威斯康星綠灣的總人口。這些情報機構每年的預算花費超過了520億美元，其中國家安全局花費100億，中央情報局140億，還有26億美元用于無人機或破壞伊朗核計劃等秘密行動。
毫無疑問，克拉珀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他有力推動了政府的采購改革和互聯網技術升級，同時與外國政府和國內機構也展開合作。除此之外，他也努力推動社會的多樣化發展，對此，他坦言自己做得還不夠。盡管他知道很少有外人會記得他做的這些事情，但他還是說，“如果我能夠一直這么做下去就好了”。
斯諾登與克拉珀的殘酷恩怨
而人們最有可能記住克拉珀的卻是一件他本職工作之內的事情：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情報泄露。
2013年6月8日，星期六，克拉珀罕見地在辦公室接受了 NBC 記者安德烈亞·米切爾的采訪。在911事件后，國家秘密電子監聽計劃被《衛報》和《華盛頓郵報》披露引起種種非議，克拉珀試圖通過此次訪談來平息外界輿論。克拉珀告訴米切爾：“這事搞得我胃絞痛，不是在打比方，是真的身體不適，因為這次事件，我們的情報能力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影響。”幾分鐘后，克拉珀的隨行安保——一名配槍便衣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打斷了采訪，表示有一個緊急電話需要克拉珀親自接聽。這是克拉珀第一次聽說那個將影響他整個職業生涯的名字：愛德華·斯諾登。
斯諾登泄密事件除了震驚了社會大眾，也給克拉珀本人帶來了不小的麻煩。在發現美國國家安全局此次全球范圍內的電子監聽“棱鏡”計劃后，媒體迅速將矛頭指向了三個月前克拉珀和議員羅恩·維登在國會上一次看似無關的交鋒。2013年3月12日的聽證會上，維登問克拉珀：“國家安全局是否在搜集美國公民的私人信息？”
“沒有，議員先生。”克拉珀當即否認。
“沒有嗎？”維登難以置信地反問，因為作為高級別的情報委員會委員他所了解到的事實和克拉珀的回答恰恰相反。
“沒有刻意搜集，”克拉珀解釋說，“有可能會無意間獲取一些，但絕對不是故意在搜集。”
聽證會跳過這個話題繼續了下去，但維登以及他的情報官員被這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震驚了。
數年來維登協同議員黛安·范士丹和馬克·尤德爾一直在抵制911事件后日益嚴重甚至沒有底線的國家監控。維登眼睜睜看著克拉珀屬下的國家安全局情報官員們不斷發布虛假申明，誤導大眾。“多年來他們不斷編織謊言，”維登說，“國家情報體系充滿了漏洞。”其中就包括2012年時任國家安全局局長基斯·亞歷山大在 DefCon 黑客大會上謊稱中央情報局并沒有搜集美國人民的任何私人信息，而在維登看來，這簡直是“美國政府最大的謊言之一”。
斯諾登本人稱正是克拉珀給維登的回答讓他決定邁出這一步。盡管針對此事斯諾登沒有接受專門的采訪，但在2014年《連線》雜志的訪問中，斯諾登表示了對克拉珀表面光鮮實則腐朽的謊言充滿了恐懼：“克拉珀理所當然地認為他的職責、他的工作就是欺騙美國人民，他認為這樣的欺騙是完全合理的。”
克拉珀拒絕承認自己給維登的回答斯諾登事件的誘因：“斯諾登想讓大家認為這是事實，但這簡直就是狗屁。”他指出早在那次會議前幾個月斯諾登就已經開始搜集證據了。“
不論出于什么原因，斯諾登覺得自己有義務曝光這所謂的被濫用的國家監控，我覺得我還是可以理解他的所作所為的，但他同時還曝光了很多與此無關的機密文件，破壞力太強了，”克拉珀說，“他太自以為是了，他所宣稱的理想主義我絲毫都不會買賬。”
在一系列辯解之后，克拉珀試圖通過向情報委員會主席范士丹書面道歉來收拾他和維登之間的爛攤子。在斯諾登泄密事件的兩周后，他致信說：“我當時給維登的回答明顯有誤。”克拉珀對讓他下臺的呼聲不予理睬，甚至無視反對者對他作偽證的控訴。議員蘭德·保羅說克拉珀應該和斯諾登一起被關進牢房。
過去幾年中，克拉珀對外的統一解釋是他回答維登問題時腦子迷糊了，把維登對于原始數據搜集的問題誤認為是在詢問關于公開發表內容的搜集。“大家都認為我撒謊了，但我不這么認為。我的回答有誤，但我沒有說謊。這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克拉珀很清楚，和維登的這次對話以及斯諾登的泄密事件會給他打上終身的烙印。“將來《華盛頓郵報》刊登我訃告的第一句話里肯定會提起這件事，”他說，“但對我們來說，人生不就是這樣嗎？”
克拉珀表示，斯諾登事件后整個社會大眾的激烈反應讓他和整個情報體系都大吃一驚。“大眾的震驚讓我們震驚，”他說。因為情報局一直以為他們的所作所為符合美國人民對他們的期望，即充分利用所有合法手段搜集情報。今年秋天，克拉珀和一群情報局官員開玩笑時說：“你們知道嗎，任何一種情報搜集方式我都喜歡。”
在克拉珀看來，民眾的負面情緒部分源于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暗中集權開展大規模反恐戰爭。他認為其實還有很多項目應該公開處理，由國會來決議授權，其中就包括此次斯諾登泄密事件的核心——全國監聽計劃。克拉珀相信，被911恐怖襲擊警醒的民眾和國會理應會同意情報人員的任何要求。“我們本來是可以合法化的，”他說，“我相信只要我們提前申明了必要性，棱鏡計劃肯定不會引起這么多非議。”
克拉珀表示，事實上，雖然在斯諾登事件之后法律法規的變更影響了安全局的工作進程，但也確實將更多數據信息合法開放給了安全局。“以前是安全局自己搜集數據，現在我們直接找公司要。相比而言，現在的數據來源比之前更廣、更多。所以如果大家認為現在公民自由和個人隱私得到了更好的保障的話，那我也沒什么好說的。”
自斯諾登事件之后，克拉珀盡可能多地發表公開演說，向大眾解釋情報體系的工作內容，并公開更多的記錄。而這一切可以說是克拉珀對現實的退讓和妥協，因為如果不這么做，很可能出現下一個斯諾登。確實，有證據顯示，目前至少還有一名泄密者在不斷公開國家安全局近期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拉珀相信在當下這個時代，政府的秘密行動是藏不住的。今年秋天，他警告情報官員說：“總有一天整個保密體系會從根本上發生改變。”對于目前的保密體系，他表示：“那適用于傳統紙質文件時代，現有的規則不足以應對網絡科技，也不適用于現在的工作方式。”
這和維登堅持了好幾年的意見不謀而合。維登表示過去的十年已經證明了這是個沒有秘密的時代，一旦美國民眾發現自己被誤導了，他們對政府的信任感就會降低，就會開始懷疑政府的道德規范。“整個美國史就是真相終究會大白的歷史，”維登說，“一直困擾我的是，在整個情報體系下，公開給民眾的信息和我自己私下了解的信息完全不同，這是有問題的。”
在逐步實現信息開放的過程中，克拉珀還公開了無人機計劃。自2011年9月，美籍也門裔激進派穆斯林教士兼基地組織駐也門頭目安瓦爾·奧拉基被擊斃后，該計劃就遭到越來越多的反對。另一名美籍人薩米爾·汗也死于那場襲擊，而奧拉基16歲的兒子在幾周后的第二次打擊中意外身亡，引發各界關注，呼吁完善對美軍海外殺害美國公民的司法監管。
2016年7月4日，星期五下午6點左右，克拉珀首次公布了無人機殺害平民的官方記錄，該記錄中的數據被指低的可笑——克拉珀聲稱，2009至2015年期間，美軍共實施了473次無人機打擊，共擊斃約2500名“作戰人員”以及64至116名“非作戰人員”。相比非官方組織搜集的數據而言，克拉珀提供的數據只是冰山一角：據非官方統計，僅在巴基斯坦就有約450名平民遇難。但克拉珀堅稱他的數據才是真實有效的。“我們公開了全部的真相，”他說，但隨后又意味深長地補充說：“我認為這是我們可以公開的最準確的數字。”
維登承認情報體系最近越發公開和透明。新任國家安全局局長邁克爾·羅杰斯對國會的公開程度增加了很多。“邁克爾·羅杰斯的工作方式讓我看到了希望，”維登說，“他真的很不一樣。”然而依然有克拉珀的反對者表示，雖然邊緣情報公開了，但尚未看到整個情報體系改變工作理念的有力證據。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首席技術專家克里斯托弗·索戈揚說，雖然克拉珀團隊創建了 Tumblr 社交平臺賬號，并且解禁了一些重要的歷史文件，包括911恐怖襲擊后政府長達28頁針對沙特阿拉伯在資助、組織此次襲擊中所扮演角色的調查報告，但他們還沒有公開確認斯諾登事件后是否還有別的監聽計劃或工具存在。“在普通民眾看來，國家情報局似乎是更公開了，”索戈揚說，“但我總覺得這就是演的一出戲。”
“新型”戰爭
斯諾登事件之后，克拉珀所做的一大舉措就是解密了我們今天所知的總統每日簡報，這是從肯尼迪時期起每天由中央情報局送到白宮的高度機密情報文件。過去一年里，克拉珀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布倫南公開了直到福特時期的大部分簡報文件。
克拉珀任職期間美國政府牽頭發動的一種“新型”戰爭，也是他任職期間面臨的最危險的威脅之一。2008年，一支由以色列特工和美國特工組建的秘密小組向伊朗納坦茲核基地釋放了震網病毒，該病毒物理破壞了核基地的濃縮鈾離心機。2010年，就在克拉珀即將上任之際，這次秘密襲擊遭到了曝光。
自此，其他國家也開始紛紛攻擊美國，2014年，伊朗威脅說公開拉斯維加斯金沙娛樂城的客戶資料，朝鮮也入侵了索尼的電子郵件服務器。就在2016選舉日幾周前，克拉珀還指控俄羅斯官方干涉美國內政，非法入侵選舉和政黨計算機系統。克拉珀稱，和未來幾年美國將要面臨的事情相比，這些襲擊微不足道。他擔心的不只是資料遭到破壞和威脅，他更擔心數據操縱，這便是他所說的“下一個越過底線的事兒”。狡猾的敵人會借此編輯并破壞美國計算機系統內的信息，逐漸削弱人民對政府或者行業記錄的信任度。
克拉珀說，政府和私人網絡的安全級別根本沒有達到所需標準。與此同時，他認為國家安全局和五角大樓的進攻能力是維持網絡和平的關鍵。克拉珀對于提供端到端加密的應用和服務器的快速傳播表示遺憾，他認為斯諾登曝光的文件讓全世界提前七年用到了先進的加密技術。針對此事，他認為政府需要與技術產業合作，以平衡社會對安全性的要求和對個人隱私的擔憂。
“我認為，在資源支持的情況下，如果他們全心去做，憑他們在行業內所有的創造力和智慧，是可以提出一套解決方案的。”克拉珀想知道托管系統中的密鑰是否能由多方持有。“肯定有比這種專制更好的方式，這樣色情作家、強奸犯，罪犯、恐怖分子、毒販和人口販子就不會漏網。”克拉珀認為，把加密技術作為反對網絡攻擊的堡壘并不靠譜，相反，他認為威懾遏制才是應有的策略。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他覺得美國開創了網絡戰爭時代一事并不重要。他說：“如果我們真的是開創者，那我會很高興。”他希望使用像震網病毒這樣的武器，以及他們所展現的足以摧毀現實世界的破壞力，努力讓敵對國家之間維持和平。任何網絡攻擊行為肯定會導致報復攻擊，而報復攻擊將會摧毀其本國的核心系統，如果各國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不會采取行動了。他說，“在我們制造出威懾物和震懾心理之前，這些攻擊將繼續發生。”他不知道威懾戰略是什么樣子。“人們能夠理解核威懾，但網絡威懾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他很樂意將這個問題傳給他的繼任者：“這種‘家庭作業’我可不想做。”
他說，在其他方面，國家也要有遠見。美國太過專注于恐怖主義，對長遠威脅并未給予過多關注，這才是最令人擔憂的，比如，太空戰爭、人工智能以及人類基因組改造可能會危及到美國國家安全。
符合道德 VS 國家利益
雖然克拉珀勉強接受斯諾登事件對他個人聲譽有所損害，但他更擔心的是該事件對情報工作者的影響，比如“美國可能背叛那些曾經為它效忠的員工”之類的可能性。911事件后，中央情報局官員負責運營機構的“黑牢”和酷刑項目，但后來政府和國會背叛了這些官員。他擔心有一天國家會以同樣的方式背叛那些執行無人機襲擊的員工。他說，“我擔心人們有一天追溯回去，然后覺得用無人機殺人是錯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得不去批評、起訴，甚至是審判那些參與到無人機襲擊中的人。”
“我覺得用道德標準評判過去的事情真的很煩人，”他說，“人們不斷針對美國之前做過的事情提出各種問題。如今，每個人都認為，二戰中扣押日本裔美國人的行為極其惡劣——但當時這似乎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做法。”克拉珀表示，他擔心現在的間諜面臨著政治風向變化一般的風險（他們基于忠誠進行的合法授權行動最終卻變成了被政治迫害的緣由）。他認為，過去的15年里，美國情報機構的確犯了錯誤，但從未故意違反過法律。
令克拉珀不滿的是，這樣的迫害會反致他的員工質疑工作的價值。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美國戰略司令部會議上提出的問題一直在困擾他：你覺得監聽道德嗎？
克拉珀站在一群穿著軍裝的官員前，思考著他的答案，隨后他知道了些會議間里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那一周，聯邦調查局在跟蹤調查另一個博思艾倫咨詢公司承包商，他們認為此承包商和國家安全局機密監控程序的再次泄露有關。
克拉珀停了一下，毫無歉意地回答：“我們可以摸著良心工作，但我們必須謹慎。情報體系的歷史一直侵犯著美國人民的信任。”這并不意味著這項工作是不道德的——只是意味著工作必須采取正確的方式完成。“我一直把情報業看做是一個光榮的職業，我們所有人都要牢記遵守我們的法律和道德準則。”
克拉珀的孫子最近在中央情報局開始做技術工作，他和克拉珀在空軍做情報官時的年齡一樣大。兩人年齡相差53歲，在過去一年里，兩人一直在談論技術、中央情報局的未來及其員工。克拉珀說他相信中央情報局在招聘新人方面沒有任何問題，但是要留住員工并不容易，特別是技術人員，他們容易被私營部門的工資和更多的自由度所誘惑。克拉珀說：“我們那一輩人一旦選擇了一份工作便會許諾一生效力。而我孫子和他那一代的人就不會這樣想，他們不會像我們一樣獻身于一個職業。”
雖然克拉珀會偶爾在晚上喝一杯孟買杜松子酒加奎寧水（或是馬天尼），但他卻沒什么機會可以真正地放松。他問我，“過去六年里，你有放過一天假嗎？完全不工作的那種？”還沒等我做出回答，他馬上接著說：“我沒有。過去六年里，我每天都要工作。等我們結束談話后，我還要繼續工作。今天晚上，我得加班，明天我還得趕早去總統辦公室。”
克拉珀說他期待著離職的那一天，即使很多同事對他離職之后會發生什么感到焦慮不安。到他離職還有幾周時，他將會欣然與過去的一切告別，他期待再次做回最自然的自己。
“24小時實時監控下，”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壓力太大。”
但與大多數他監視的國內外目標不同的是，他清楚地知道有一雙眼睛此刻正在盯著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