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地記者 Bruce Stanley

“我是小鳥，普吉島是鳥窩。”

古董款吊式風扇下，穿著花襯衫的 Bruce Stanley 有點像女人一樣，輕輕地用小勺攪拌著杯子里的咖啡，但卻講述著自己曾經歷過的烏干達暴亂，這種感覺真的很奇怪，因為誰愿意在滿眼比基尼的島上聽一些關于戰爭、流血或者死亡的話題啊！

Bruce 可以輕松地告訴你普吉島哪家酒店最特別，哪里的 Spa 最舒服，哪家夜店的小妞兒最火辣，但他的記憶遠不是一個島嶼能夠涵蓋的。他的眼中曾看到的不僅僅是仙境的美好，還能看到世界盡頭的冷酷。

Bruce 在大學里學的是新聞專業，因為他立志要在國際報社或者通訊社工作。19歲，他在《洛杉磯時報》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當時，報社或者通訊社很愿意把年輕的單身記者派往前線，這些年輕人也都很熱血，充滿理想，希望能夠參與到這個世界很多的“大事情”中。

Bruce 的第一個任務是在1970年，參與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之爭的報道。這場戰爭是中美洲國家歷史上最大的戰爭。“導火索其實是足球，所以大家都叫它足球戰爭。兩國球迷粗魯地互相叫罵，然后就是動手打架，然后就打仗了。”隨后，Bruce 去了哥倫比亞做反叛軍的相關報道以及秘魯光輝道路游擊隊的故事。

從1971年開始，Bruce 輾轉于世界“火氣最大”的那些地方：在尼日利亞報道內戰，在烏干達暴亂中趕上大量印度人被驅逐，于是跟著難民坐船來到印度，很自然地就寫了從東巴基斯坦獨立到孟加拉國誕生的故事。然后就是在阿富汗寫蘇聯和美國如何搶奪執政權，在伊朗寫他們國王的政治內幕故事。

Bruce 承認自己當時就是一個熱血青年，熱愛寫政治故事，但也逐漸在戰爭中改變了自己的價值觀。“這些年的經驗讓我發現美國是一個麻煩制造者，是很多問題的根源，譬如越南戰爭，后來等我回到北美，就加入了加拿大國籍，并且結婚組建了自己的家庭。”Bruce 在成家的最初幾年，處在半調整狀態，僅僅寫了一些加拿大當地政治生活的小文章。但當婚姻結束，孩子也開始獨立后，他就像一個復出的老炮，決定繼續去世界各地參與國際時局的報道。“那時我不屬于任何報社，是一個自由職業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來選擇旅行目的地。”從那開始，他一直是單身，跟加拿大的孩子聯系也并不多，只每年看望一次，不再擔負起他們的經濟職責。他還說，“我并不想跟他們的母親見面。”

1992年，他選擇了普吉島，決定將這個島嶼作為自己長期安置的地點。“我不能永遠處在高壓狀態，我也希望自己能夠享受生活的美妙，比如美食、泰式按摩、舒服的海灘等等。”但不要就此以為 Bruce 打算退休了，“我仍然有對去危險或者神秘的地方探險的熱忱和興奮，但我也非常喜歡回到平和的地方，譬如普吉島，去沉淀我的內心，恢復我的精神和體力。”Bruce 說自己是小鳥，普吉島只是鳥窩，他時不時需要飛出去看看這個世界，比如今天早上還在普吉島，中午可能就跑到越南西貢喝茶。

老炮現在有點兒厭倦了激烈的故事，“我現在的作品大多數都是關于生活方式的，以及告訴人們東南亞是多么的美麗。每年我都會去印度一兩次，寫一些關于瑜伽、冥想的文章，告訴人們該如何尋找幸福感。”在此之前，他曾經寫過一些關于外國旅行者和普吉島當地性工作者糾纏的故事，但他覺得沒什么意思，因為不能給人帶來幸福感。

幸福感是 Bruce 口中的關鍵詞。

盡管已經多年不再接觸戰爭、死亡和殘酷的人性故事，但 Bruce 的內心卻一直在咀嚼這些故事，并希望在思考中獲得內心的力量，他說：“我的母親曾經說過，死神只會在該來的時候來，永遠都不會提前。要知道死亡只是新的一段冒險的開始。如果有一天我去了另外一個世界，我希望家人和朋友能夠記住，我曾經是一個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讓世界更加美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