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給自己的作業

對投資人馮侖來說，“中國中心”雖然必將受到世界的矚目，卻并沒有必要夸大它的意義。“中國民族的強大不在于你嘴上怎么說，也不能靠一個項目宣示什么，而在于體制、法規是否健全，人民是否自由幸福。”他自稱是“普通買賣人”，“這件事我們做了，如果不留心給大家長了點臉，也就結了。‘中國中心’的物理空間就2 萬平方米，再多附加的意義，也就2 萬平方米的意義。追求理想的同時我也要兼顧賺錢，雖然先期投入成本比較大，但回報和國內一般的商業不動產回報幾乎相等。”

從2002年有建“中國中心”的想法開始，馮侖就覺得自己身在夢境中。“開始的時候我總是想起于連，想起他說的那句‘等著瞧’。我總是想著紐約你等著瞧，我們中國人在這兒辦了這么件事兒，是種挺極端的想法。這件事最終會歸于平靜，但這讓我的意志力又往前拓寬了一步。那時發燒，海關不讓過，我覺得都到了這個田地，死也要死在路上。”他覺得“中國中心”改變了自己不少，“一個是讓我明白世界思考問題的格局至高點在哪里，第二是讓我堅定了信心，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

雖然中間停滯了幾年，所有人都沒有懷疑過“中國中心”的將來，堅信它會成型。項目重新上馬后，設計稿一易再易，翁菱說，每次隈研吾到北京和她開會，總是倒在她的古董沙發上呼呼睡去。設計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天南海北飛個不停，要湊在一起開會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電話溝通外，大家便相約在紐約、倫敦、東京等地見面。

每個人都把這個項目視為一份作業：不是交給萬通集團，而是交給自己。“我從來沒有見過馮侖對一個項目如此投入過，”翁菱回憶說，“我帶著他在紐約各色著名設計酒店、餐廳、藝術空間參觀，有時他時差還沒倒過來，在出租車上一坐就睡過去，下了車，立刻精神奕奕。”

而翁菱則把“中國中心”視為“調動自己經驗和品位”的項目，“現在的中國，每個人都有一個文化夢，不過從不同的角度來實現。但我相信，中國是一個能夠忍耐，能夠等待夢想去實現的民族。政治、軍事這些是國家的基礎，但更廣泛來說，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人對文化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中國中心’能讓人再一次感受到，中國是一個特別體面、特別優美、特別深厚的民族，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些深層的、瘋狂的變遷，雖然有太多問題存在，但作為一個創作者，你就該用更謹慎的態度去思考還有什么是值得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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