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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輕輕敲著桌子，是盈盈笑的何式凝。我邀請她一起加入我們的聊天，她便來了，“反正我也很久沒聽過他做訪問了。”

朋友們總是把黃耀明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他開演唱會，所有人都盡可能地從世界各地飛來，好像家人的聚會。現在他有伴侶但沒有家庭，朋友的狀況也大多如此，彼此的連接，有一種“小世界”的親密意味。幾十年里香港的變化翻天覆地，他們卻好像都留在原地，算是“物非人是”。

“他好像從來對錢都沒什么概念，也不怎么為將來做什么打算。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有人都寵他，”何式凝一邊說，一邊為黃耀明切一碟蘋果派，“朋友對他也有一種格外的寬容，別人不可以的事，黃耀明總是例外。可能是因為他太有自己的生活態度，慢慢大家都接受和認同了他的方式。”

剛出道時，連何式凝都勸黃耀明多做些訪問、多上些娛樂節目，他卻寧愿和朋友去逛夜市，“所有的應酬活動他都不愿意去，我們一度都擔心這會成為他在這個圈子發展的障礙。”他入行十多年后也脾性不改，連公司的年夜飯也想逃開。Sandy苦口婆心勸他參加，他思忖半日才同意，還強調“要不是為了你，我才不會去”。

可對朋友的請求，他卻很少拒絕。何式凝現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副教授，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同性戀課題的研究，在當時的香港當屬鳳毛麟角。她常常邀請黃耀明和她一起為學生做講座，身為“關懷艾滋大使”，黃耀明也積極為推行安全性行為的資金籌劃以及教育活動出力。香港公平貿易局或者綠色和平組織也幾次邀請他擔任大使，去非洲探訪難民的時候，不善舞蹈的他在孩子中同手同腳跳個不停，興高采烈。

“我從小就會有一種身為‘少數派’的感覺，到現在還會有，只是我已經長大成人，學會了保護自己。我其實很不喜歡這樣說，但你還是要有一點社會責任感。我從這個社會得到了很多，也應該給予一些東西，可能只是提醒大家我們活在怎樣的一種環境中。如果在你的位置上說會有多一點人聽，那么就不如多說一點。但我并沒有把它當成一種‘責任’，我性格里本來就有這樣的東西在。”

黃耀明時不時會表現出一種激進的姿態。他在微博上力撐香港流選，大聲宣揚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對于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總是竭盡所能地四處奔告或給予幫助。周耀輝從來都在第一時間呼應黃耀明，前幾天我和他聊起這個問題的時候，彼此正身處中環SOHO一家雅致的小茶館里，外面暴雨如注，茶香縈繞的木桌更有種室外桃源的安寧。“我們的小世界可以很美好，就像現在這樣，安安穩穩地喝一杯茶。但你的生活需要外面世界的配合，我們想要獨善其身，想要保護好自己的小世界，必須依賴一種制度。對我和黃耀明來說，賺錢不太可靠，因為錢買不到法律的改變，買不到一個更好的社會。”

“突破時刻”和實驗劇團“進念二十面體”都在黃耀明的生命中烙下了深刻的痕跡，它們都是義工性質的組織，沒有報酬，只有理想。黃耀明的朋友們也紛紛選擇了“非主流”的人生道路：黃耀明的另一位詞人好友何秀萍為了盡可能地把時間貢獻給進念，上世紀80年代大部分時間都在打各種零工，直到1992年才有了第一份正職。何式凝傾注所有積蓄去英國攻讀博士，“回來后看到當年的同學有房有車，我站在香港街頭，只有一張文憑”。在荷蘭住了近20年的周耀輝最近回到香港，在浸會大學里擔任講師，“前一陣子和大學同學聚會，他們許多人都已經退休，無法想象我居然剛剛開始一個說起來根本是初級的職位。”

何式凝一直都記得“突破時刻”的主題曲：“逆流而上，抗衡文化”。直至今日，他們仍然會脫口而出這句口號，別人常常覺得訝異，因為聽來太過慷慨激昂，但他們在潛移默化中，已經將這樣的精神視為一種準則。周耀輝覺得這是一種幸運：“我們都做了一些決定，選了一些不特別容易走的路，我們換回的是用自己的方式主宰生活的權利。我們很早就知道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是什么，太多人在改變，我們更希望自己有一些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