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能量引導年輕人”

眼下，梁植希望自己的“公眾表達”能夠覆蓋全社會的人，重中之重是學生。“他們掌握著這個國家的未來，價值觀塑造太重要了。但是他們太容易受到錯誤觀點的引導，對國家失去信心。讓他們接觸到正能量、主旋律太關鍵了。”

觀眾的反饋令他成就感十足。不同場合下，他多次講起相關例子：到武漢為小學生演出時，收到微博私信，“學校組織我們來看這個劇，本來打算過來睡一下午，結果哭了一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學演出，一位老師對他說，你演兩個小時話劇，對愛國奉獻的傳播效果，是我們給學生做多少場講座、發多少本書、要求他們寫多少篇讀后感都達不到的，謝謝你。

《我是演說家》奪冠后，他收到上千條私信，“用正能量引導年輕人”的使命感繼續增強。他稱自己碩士畢業時曾放棄一家香港基金公司提供的七位數年薪的工作機會，“我是真心覺得4位數的微博私信比7位數的年收入帶來的滿足感更強”。

一本高考作文素材集收入了他在節目中的所有演講，并把他的卡通形象印在封面上。“我先不說這個有版權問題啊。但那些內容如果能影響到年輕人，我覺得還是挺好的。”他有點兒陶陶然。

《馬蘭花開》公演7輪34場，他是唯一全程參演的人。2014年他在美國訪學，為了參加演出，多次自費買機票回國。“我成不了鄧稼先，但是我可以將老鄧的精神傳遞出去。”他一邊講，一邊拿起手機讓我看他的微博：“你看，每到和鄧稼先相關的日子，總有人@我。這是很有說服力的。”采訪結束后，他通過微信又發來一張截屏，告訴我就在剛才聊天的時候，又有兩個人@他。

2016年將是鄧稼先逝世30周年，有出版社聯系他寫一本《鄧稼先傳》。“從我的角度看，我是這幾年做他功課做得最多的人之一吧，非常非常多。”

為了找準感覺，他在排練前走遍了鄧稼先生前工作過的地方。在四川，他穿上了鄧稼先穿過的軍大衣。據他回憶，衣服上身的一瞬間，鄧稼先生前的工作人員在旁邊說了一句：“嘿，這小子還真像啊！”

并非所有人都對他在舞臺上的光輝形象全盤接受。清華新聞與傳播學院一位同學看過《馬蘭花開》首演：“你問我感動嗎？我是挺感動的。但我知道它不是真實的歷史，是夸大了某一個人貢獻的歷史。其他那么多科學家在兩彈研制中發揮了什么作用？看這部劇是不知道的。”

當我將這一疑問轉述給梁植時，他如是回應：“作為藝術表演，自然要強調這個領導崗位，突出在這個大工程中承擔的核心作用。鄧稼先是科學家中的領袖。”

我接著問，鄧稼先在“文革”中的命運，劇里面為什么沒有呈現？他眉頭一皺，說曾經排練過相關內容，但在正式演出時被拿掉了，這是編劇的決策，自己并不清楚。

之所以對做一個“公眾表達者”滿懷信心，是因為他覺得掌握了他人不具備的技巧。他明白“正能量”、“主旋律”時常令人反感抵觸，但堅持認為這是受人們喜歡的。關鍵問題在于，他微微一頓，“我們要反思自己的方法和路徑。你要讓他們樂于接受呀。”

官方的認可堅定了他的信心。中國記協曾為《我是演說家》舉辦專題研討會，梁植作為唯一的選手參會發言。面對記協領導和全國各大新聞學院的學者，他介紹完參賽情況后說，希望得到三到五分鐘的時間講一個故事，保證“震撼程度比得上看一部大片”。

“這就是演說的魅力。”他向我總結發言的要點，“你得講故事。故事自己就會發聲。這個時代你很難給人灌輸什么東西，你得讓他主動接受。這就得靠故事、靠細節去滲透。你是記者，這你比我更清楚。”

他的演說中從不缺乏網絡流行語和各種段子。往往是先用一個風趣幽默的故事吸引聽眾的注意，讓人開懷大笑之后，再引出他希望傳達的“宏大命題”。這是有意為之：“真佛只說平常話。你讓他開心，他就容易接受。”

在我和梁植的交談過程中，“正能量”這個詞頻繁出現。我問他：你一次次強調正能量，你理解的正能量到底是什么？他答道：“心態積極、平和，中和負面情緒，替別人著想，進而提升全社會的幸福指數。我們這個社會，抱怨太多，樂觀太少。”

批評者們認為，這是梁植在“愛國情懷”的外衣下勸導人們安分守己，懂得知足，凡事反思自己的過錯，避開問題本質，“一鍋濃濃的愛國雞湯”。而喜歡他的人卻覺得恰恰相反。梁植的本科同學劉星星覺得，他獲得《我是演說家》冠軍，一點兒都不意外。“社會需要正能量，他能真的讓大家接受，這是我最佩服的地方。”

“正能量”也許是當下使用頻率最高而含義混沌不明的詞匯之一。知名作家許知遠對它的理解和梁植相反。他將“正能量”定義為一種“庸俗粗暴的自我欺騙”：“本質上我對人性還是樂觀的。但這個樂觀不是正能量。正能量是來自集體性的一種很庸俗的、反個性的能量。其實是向下的，不是向上的，是跟官僚宣傳沒區別的。實際上是不敢面對人生的復雜性。”

但梁植認為社會中有太多類似的“消極心態”，這讓他更愿意用自己堅信的邏輯去理解當下中國。

他一臉認真地講起自己總結的一套“村莊”理論：“村里面的武夫需要知道狼窩在哪兒，能不能打過狼，萬一出事有多少人可能被吃。絕大多數村民想知道你可以去找武夫問，但是武夫有沒有必要挨家挨戶去講這件事？不一定。一個足夠負責任的武夫應該自己把這件事扛了，讓大家在等待的過程中不要那么痛苦。”

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道：“村民跟著一起難受著急，也沒有用。這是我的邏輯。”

自3年前拿到央視主持人大賽第五名起，全國各地對他的主持邀約從不間斷。《我是演說家》奪冠后，更是機會連連。但他對其中大部分予以拒絕。挑選原則是，不能只為主辦方站臺，要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

他接受的少數邀約之一是，在上海浦東團區委講授演講技巧。在座聽眾很多是中小學思想政治課老師、大學輔導員。“這對我有吸引力，他們聽了回去可以影響到孩子啊。”

“越出國，越愛國”

與傳播“主旋律”、“正能量”時面目溫和不同，一旦梁植樂于抒發的“愛國情懷”置于國際背景中，他常常姿態強硬，不惜與人爭執。

幾年前，他代表清華前往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參加一次中美青年交流活動。一次講座中，一位研究亞洲事務的學者講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提到“島鏈”的概念。梁植起身質問對方，你們為什么要封鎖中國的海上交通，有什么企圖？

幾年后回憶起此事，憤怒和焦慮仍然寫在他臉上。

我問他，對你影響最深的書，能否列舉幾本？他沉默片刻后說：“《主流》。”這本書是一位法國前駐美外交官所寫，副標題是“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

此書讓他確信自己的判斷：美國正在進行一場包裹在流行文化外衣下的“全球統戰”。在6月那次面向清華學生解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演講中，他特意強調此書對他的影響：“歐洲都在緊張美國的文化侵略，我們竟然絕大部分人沒有緊張？”

梁植并非那類境遇不佳，通過感知“國家富強”獲取成就感和自信心，以此消解個人苦悶的年輕人——有人將其調侃為“在地下室指點江山的愛國小將”。恰恰相反，他家境優越，從小成長于這個國家最精良的教育環境中，足跡遍布世界各地。英語表達熟練流暢，不僅獲得清華英語演講比賽冠軍，還在參加一個主持人選拔比賽時，令擔任評審的央視英語頻道主播尖叫連連。

他從不缺乏和西方接觸的機會，但接觸越多，抵觸越深。“有人說，越出國，越愛國，我覺得一點兒沒錯。”

2001年，在中關村中學讀初中時，他帶領學校合唱團到巴黎參加比賽，那是他記憶中第一次“代表中國”，感受并不愉快。“化妝間里一位法國記者前前后后地端詳了我幾圈，終于忍不住問我：‘請問你的辮子是藏在假發里了，還是為了來這里演出剪掉了？’”

那次事件是他“愛國情懷”日漸清晰強烈的起點。此后一路順利的經歷，讓他堅信自己判斷的正確。他覺得自己的表達呼應了時代的需要。“中國應該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現在缺這個。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提升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

在某種意義上，梁植的走紅的確生逢其時。以國家主義與集體主義為內核的“中國夢”被政府大力推廣。

《數字化生存》的作者尼克拉斯?尼葛洛龐帝曾預言，互聯網的全球化會改變人們的國家認同感，民族主義的生存空間會比天花還小。但中國的現實似乎在向他證明，事實并非如此。許知遠覺得，2008年是一個重要的節點。這一年，中國政府意圖通過北京奧運會向全世界展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此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聲浪越發強大，倡導個人主義的聲音日漸式微。

在許知遠看來，很多人只是在時代背景下隨大流。“在信息爆炸的時代里，大部分人的價值觀都是不穩固的。年輕人無非就是趕時髦，現在什么時髦我就追隨什么。”

梁植正是在2008年獲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北京奧運會期間，他在水立方擔任禮賓接待志愿者，一天晚上，一位羅馬尼亞奧委會官員沒有按時集合，一番緊急搜尋將其找到后，對方握著他的手說了一番話，讓他此前的焦急馬上被“非常驕傲”所取代。“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他說他從16歲代表羅馬尼亞水球隊作為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到現在，一生不知道參加了多少次奧運會，從來沒有一次像中國辦得這樣好。”

他覺得中國人在海外要自覺捍衛國家形象。2014年，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研究員，遇到一群人進行討論的場合，一旦察覺到有人在發表“不利于中國”的言論，他總會第一時間站出來反駁。“美國總是給自己樹立一個敵人，給它抹黑。作為中國人你如果處在那個環境里，你不能放任它那樣做。”

與他交談，他永遠彬彬有禮，但謙遜的外表之下，內心邏輯寸步不移。很多時候會覺得，雙方交談時的思維是在兩條分離的軌道上，看似你來我往，卻很難真正相交。問他：“你總說語言是文化的武器，用對抗思維理解問題，這樣激烈強硬的態度，不是反而會加劇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不信任？”

他擺擺手，回答仍建立在“文化戰爭”的邏輯框架下：“我說的武器是防御性的，不是侵略性的。它是讓你冷靜的，不是讓你狂熱的。但是很多侵入我們的文化內容是具有狂熱性的，不然很難達到侵入的效果。”

“你比方說好萊塢大片。在中國一部《復仇者聯盟》賣14億，一部《速度與激情7》賣24個億，但是你想過沒有？情節是很精彩，可是那里面飄蕩著美國國旗，飄蕩著他們的價值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