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又到藝術博覽會的季節。上周傳出重大新聞：世界頂級的藝術博覽會Art Basel將接管亞洲博覽會新星Art HK。已經成為亞洲當代藝術重頭戲的香港藝博會在新東家管理下，很有可能達到真正的世界一流水準。

從本質上講，藝術博覽會和其他行業的博覽會沒什么區別。只消把制造商換成畫廊，把產品樣本換成繪畫和雕塑，把戴著工作證的從業者換成穿得漂漂亮亮、凈資產很高的個人，就能得到一幅藝博會的大致圖景。而且藝術界的人往往又聰明又有魅力，所以在博覽會上，機智的對話和很棒的派對那是家常便飯。

當代藝術博覽會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的科隆。在這個西德的文化首都，聚集了一群新銳畫商，他們手上積累了一批戰后歐洲藝術，以此發展出科隆博覽會。幾年后，1970年，在文化傳統豐厚但相對邊緣化的巴塞爾，另一位著名畫商Ernst Beyeler（他偉大的私人收藏今天在以他名字命名的FondationBeyeler展出）決心創辦一個能與科隆博覽會媲美的瑞士博覽會。幾年之內，Art Basel——至今仍被當地人簡稱為“the Art”（一個在英語還未成為全球通用語言時就已啟用的英語單詞）——一躍成為國際藝術旅行日程上必不可少的目的地之一。如今，巴塞爾藝博會共有300家參展畫廊，62,500人次觀眾，成交量達數十億以上。

問題是，一個好的藝術博覽會并非憑空誕生。它是一個由藝術家、畫廊、藏家構成的大系統走向成熟的最后一步。最好的情況下，博覽會組織甄選委員會保證參展畫廊的高質量（如Art Basel），或者成為主辦城市一個星期內所有藝術活動的焦點（如倫敦Frieze）。但在中國，這一切都還未成為現實。2006年4月，首屆完全由王一涵操刀主辦的中藝博國際畫廊博覽會（CIGE）開幕。幾個星期后，董夢陽宣布Art Beijing將于同年9月在農業展覽館舉辦。整個夏天，藝術圈都在謠傳下一年將有一個更大、更好的博覽會在上海出現。五年后，北京仍然擁有兩家博覽會，中間相隔僅僅一周，而且都主要在本土層面運作。
也是2006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了Art Basel。我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難以想像，這么多一流的藝術品能夠集中到一個展覽空間內。當時，博覽會總監薩繆 爾·凱勒（Sam Keller）的事業正如日中天。這位迷人的光頭哲學家在很大程度上開創了現在流行的博覽會模式：現場不僅包括各家畫廊的展位，還有博覽會特展、系列講座和研討會，以及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VIP私人收藏和博物館參觀活動。凱勒和當時許多人一樣，也在考慮向中國擴展；博覽會出錢邀請了一批中國記者和藏家，我負責現場翻譯。9月，我們應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邀請，在中國美術館前廳舉辦了Art Basel對話特別活動。Art Basel的中國分身似乎近在眼前，至少當時在很多人看來是這樣。

2007年9月，我開始為Art Basel工作，一直至今，主要幫他們尋找進駐中國的入口。我和即將上任的新總監Marc Spiegler和Annette Schonholzer以及甄選委員會成員一道參加了那年的上海藝術博覽會。意大利博洛尼亞展覽集團和上海市政府聯手把蘇式風格的展覽中心裝扮一新，綿延幾百米整齊地站了一排手持絲帶的旗袍女孩。中外參展畫廊都抱怨海關管理法規太嚴苛，運輸存在壟斷，審查不講情理。第二年就沒什么人愿意再回來。上海藝博會成為近年中國藝術史上的一次重大失敗。

接下來，2008年4月，另一個博覽會不聲不響地在香港開幕了。那一年，全世界都在關注北京奧運會，沒多少人關注這個由幾名英國和澳洲展會老手攢起來的小小藝博會。亞洲畫廊帶去的作品跟他們拿到北京博覽會上的作品差不多；幾家膽子比較大的外國畫廊展出了許漢威和費茨利／懷斯（Fischli/Weiss）復雜的觀念作品，但香港人完全不吃這套。當時原定于下午3點的藏家預展基本沒人參加，現場氣氛非常詭異；直到五六點鐘，各家畫廊都準備收工了，潛在的買家才陸續到場。當時我們開玩笑說，這是一個專為上班族藏家準備的博覽會。

沒人料到，三年后，Art HK竟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藝術博覽會之一，在這里能看到和在巴塞爾、邁阿密以及倫敦Frieze上一樣的大牌畫廊。巴塞爾母公司MCH集團對Art HK公司的多數股權收購將于2011年7月1日正式生效，但博覽會的名字至少在2013年前不會改變。香港環境寬松，入關和展示相對容易，國際藝術界借此得以與中國近距離接觸。就目前而言，這是我們能提出的最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