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隔一兩年，曼谷街頭總會出現類似的一幕戲劇：大群的抗議者與當局曠日持久地發生對峙，亢奮的政治口號與喇叭聲混雜在一起，街頭政治癱瘓了這座“天使之城”的交通、乃至國家政治的運作。這幾乎已經成了泰國形象的一部分——如今提起這個佛教國家，世人腦海中浮現的不只是它標志性的古跡、玉佛與人妖，還有街頭硝煙彌漫的畫面。

這次依然如此，場面依稀相似，情節大抵未變，連主要演員都差不多還是那些人。至于他們的政治訴求？眾多的憤怒與不滿匯聚成一句話，無非是要求當局下臺。運動的領導人素貼在早先便放下話來：他們能鼓動10萬人上街，讓曼谷陷入癱瘓半天，如有必要，可以癱瘓一天，乃至一個月。鑒于曼谷在平常都擁堵到不時陷入交通癱瘓，他這番話也不算夸口。

可是他究竟想要什么呢？他說，想要在大選之前就進行改革。

改革？這里所說的“改革”，其真正的含義恐怕更接近于“改回去”。因為這些年來泰國這種街頭對抗的僵局，其根源是13年前當選的總理他信徹底變革了原有的政治格局——這位民粹主義的政治家通過贏得原先被忽視的貧困下層的支持，成為泰國現代史上第一位不但做滿四年任期且成功連任的總理。并不意外的是，他向貧困下層傾斜的做法，也使他疏遠了首都的中產階層，他們認為他的做法無異于賄賂民眾，而且任人唯親、獨斷專橫、在平民中蠱惑人心，乃是邪惡的化身（這倒并不奇怪，在政治斗爭中，人們通常都樂意于這么設想對手），因此他們想要的改革，實際上意味著回到過往的那種“有序”的政治生活中去，然后，假裝他信從未存在過。

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應當看清的一點是：這個國家的戲劇性沖突，根植于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在傳統上，泰國社會相當保守而等級森嚴（某種程度上迄今如此，看看泰劇就知道了），是一個精英主義極其嚴重的國度。在20世紀60年代越戰的大繁榮孕育出新的中產階層之前，這個國家是一種“雙層結構”——一個凌駕其上的官僚精英階層和一個未分化的農民階層，而后者，按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只有低度的政治意識，差不多被排斥在政治參與之外”。在那之后的經濟起飛，使一些人躋身生活優渥的中產階層，他們不僅事實上領導著泰國，甚至就自視為泰國的化身，而那卑賤又沉默的大多數，則只能由他們來代表。

從這一意義上說，泰國這些年的政治動蕩和無休止對抗，倒是一種進步現象。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民眾的政治意識終于普遍蘇醒了。不論好壞，他信將魔鬼放出了瓶子，并且再也不能塞回去了：他推行農村醫保、補貼農民，使底層民眾成為支持他的鐵票，這些人大部分是第一次感到自己未被國家政治所遺忘。四年前的紅衫軍大規模圍城已表明了他們的心聲：他們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樣被統治了。

由于這些下層階級在人數上占多數，在一人一票的選舉中，差不多每次都是他信的派別勝出；在這種情形下，想通過選舉使他下臺，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也就是為什么這次反對派堅持要在大選前就“改革”，而總理英拉則堅持按時大選，反對派又去封堵曼谷的大部分投票站，因為雙方都心知肚明：開票結果大概是毫無懸念的。

在這種時候指責他信兄妹收買人心或貧苦百姓無知，那都是無濟于事的，因為世界歷史一再表明，精英階層不可能長期把控與其人數不成比例的選票。反對派的缺陷在于，這么多年來，他們始終沒能提出一個有吸引力的愿景來推動政治向前發展。當然這說起來又還是受制于社會結構，因為泰國中產階層在受惠于經濟繁榮后，逐步將權力、財富和地位連成一體，又傳給下一代，社會群類就此慢慢固化，卻未能像美國那種更有平等主義傳統的社會那樣，使全民中產階層化。

因此，泰國的這一幕幕戲劇，實在并不意外。在一個二元對立結構的社會中，民主政治常常倒是帶來一種無法緩解的僵持，人們各自選邊站認同自己的一派，其激烈程度不亞于內戰。如果政治運作的結果是“贏家通吃”，那斗爭起來自然愈加激烈，有時雙方都會有一種錯覺，似乎自己才代表真正的“民意”，而拒絕尊重那個不合己方意愿的選舉結果體現了民眾意愿。

早在多年前，就有香港的英文報刊說過，這一場場接連不斷的街頭戲劇，已使泰國這個“品牌”（Brand Thailand）嚴重受損；而那受堵在國際機場的噩夢經歷，更使許多游客望而卻步。不僅泰國支柱的旅游業受打擊，封鎖曼谷的行動也給泰國教育帶來極大的不利影響，每次僅在曼谷就有數十萬學生不得不停課在家，最重要的是帶來了國家內部的裂痕。毫無疑問，這種缺乏妥協的政治，并不是成熟的政治。

如果可以，大多數人或許寧可政治家們在議會而非街頭上演打斗戲碼吧，至少不那么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同樣富有戲劇性，并且也娛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