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是在不久前聽到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消息時才吃了一驚：“原來這場戰爭還沒打完？”不錯，這場美國歷史上拖延得最漫長的戰爭，到后來幾乎已被公眾遺忘。實際上，也很難說它到底結束了沒有，因為奧巴馬總統宣布的只是美軍在阿富汗的作戰任務結束，但仍留下了10,800人的美軍訓練阿富汗政府軍。甚至在此之前很久，它就不大像是“一場戰爭”，而是某種既不能放下槍、又不能得到和平的曖昧狀態，就像一個人由于未能得到確定的安全感而始終無法脫掉軍靴好好睡覺一樣，被迫在日常生活中維持著戰爭狀態。

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已耗費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80%都發生在奧巴馬執政之后，而最初他之所以能上臺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他宣稱要終結阿富汗戰爭，結果這里卻差點兒變成了“奧巴馬的越南”，用當年在越戰時的話說，到后來，美國和北約的動機70%都只是如何體面地離開罷了，至于2018年誰在喀布爾執政，那沒人關心。

事后諸葛亮地說，美國當初原本就不該介入這個荒涼的中亞國家——它號稱“帝國的墳墓”，從波斯、英國到蘇聯，試圖征服它的強大帝國都失敗了。不管如何論證，它沒多少財富和資源（正因其貧瘠，它在歷史上才保持了獨立性），在地緣政治上也沒有那么重要，對美國而言就更是如此了——說來諷刺，20世紀50年代該國成為蘇聯勢力范圍時，當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這不值一提，因為“阿富汗具有很小的……或者根本就不具備任何戰略意義”。

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占領阿富汗的行動既不可能成功，而即便成功也是得不償失的。這個國家即便在和平時期都很難治理，更別說那里幾乎已有兩代人不曾經歷過和平年代。世人之所以不時地將越戰泥潭和這里作對比，并非沒有緣由。你也許贏得了絕大部分戰斗，但卻就是無法打敗游擊隊。越戰時，一位在河內執行外交任務的美軍上校對他的北越談判對手說：“你們都清楚，你們決不會在戰場上打敗我們。”對方答：“也許如此，但那又怎樣？”正因此，五角大樓以往多傾向于反對直接軍事干預，波黑戰爭時美軍的決策人物伊戈伯格曾說：“每當我考慮直接干預的后果時，總會擔心這又會是一個越南式的問題——開始時似乎微不足道，可以輕易地解決，但后來會越理越亂。”

這場戰爭令人費解而驚訝的是這一點：為什么在有了那么多歷史教訓之后，美國仍然重蹈覆轍？它可能犯了七宗罪中的三宗：暴怒、傲慢和貪婪。在9?11事件后的戰爭決定，不免有幾分反應過度；它并不是不知道歷史教訓，但仍相信自己與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國都不一樣。如今看來，2003年夏托尼?布萊爾這位親美的英國前首相在美國國會的演講，聽起來就像是諷刺：“所有占統治地位的大國在某一個時期內看起來是無敵的，但實際上，這只是轉瞬即逝的現象。”

在阿富汗，美國人到后來就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一個在軍事上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涉及改變整個社會，這對于一支占領軍而言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也無法爭取到公眾的支持。迄今為止，美帝國一直傾向于實行間接統治，而不是像以往英國在印度那樣采取直接的統治，它更樂于讓外國人自行美國化。美國行事的邏輯在于：在強行解放當地人并將自由和民主強加給所在國（這種看似自相矛盾的性質是美國外交政策一貫的特征）之后，他們就認為自己可以抽身走人了。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不算是一個典型的帝國，這不僅因為它自身的創立就緣于反對帝國主義，而且也因為美國人整體上厭煩在海外的“麻煩事”，在有限戰爭的條件下，他們對此就更缺乏耐心了。

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有人所嘲諷的那樣，美國的海外干預常常經歷《蝴蝶夫人》中平克頓中尉對其異國情人感情的三個階段：激烈而熱情的第一幕，心不在焉的第二幕，極度痛苦的第三幕。從其以往的記錄來看，美國在海外干預的最后，往往在發現情形不對時匆匆留下一個爛攤子落跑——也是由于這一前科，國內外的壓力都要求奧巴馬總統不能為了兌現自己的競選承諾而從阿富汗一走了之。

美國公眾對阿富汗早已喪失信心和興趣，甚至對撤軍都不太在意，對他們來說真正的好消息是2014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了5%。但不走又能如何？用當年英國財政大臣道爾頓的話說，“如果你身處一個不想要你的地方，而且這個地方你又搞不到兵力或可能的意愿去除掉那些不想要你的人，那么，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從那里撤出來。”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行動，對美國而言大概也算是“國家花了三萬億，換來三個不滿意”。有一點已經很明白：反恐并不是一場單靠軍事行動就能贏得的斗爭，相反它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它的根源是一種深深的挫敗感，而軍事打擊甚至只能加重這種憤怒的挫敗感。說實話，這和美國國內的狀況有某種相似性：如果你想解決黑人犯罪率高的社會問題，光靠警察武力鎮壓不是辦法，你得有一套社會治理方案。區別在于，你在阿富汗不可能那樣一直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