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間海嘯般的反對聲中，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還是宣布重啟核電站。在去年福島核泄漏事故之后，日本民眾早已談核色變，除了少數右翼媒體之外，幾乎沒什么聲音贊成繼續維持核電——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作為唯一一個遭到兩次核災難的國家，日本人對此的反感是可以想見的。然而放棄核電做起來卻遠比說起來難，因為那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改變日本人現有的生活方式。

　　對日本這樣一個資源貧乏又有大量能源需求的國家而言，核電原本是最理想的能源：核電不需要運輸大量原材料、電站占地面積小、發電單價最低廉，又不產生大量二氧化碳，而日本儲藏的作為原料的钚和鈾，在必要時甚至還可以制造原子彈以應對萬一的國際政治危機。在福島出事之前的去年3月，日本政府還曾宣布要再建20個核反應堆，將核電在發電總量中的比例從30%提升至55%，當時各地還爭相要上核電站，因為被選為建設核電的當地會得到大量政府補貼。但一場大地震引發的天災人禍使所有這一切成為泡影，如今代之而起的是空前高漲的反核聲浪。

　　雖然各種能源都可能出事故，但唯獨核電站出事時最為恐怖——那并非簡單的維修，而是幾十數百年都難以清理完的大災難。雖然其出事的概率相對并不算高，但僅僅一次就已足夠讓人難以承受了。福島核泄漏帶來的問題遠不僅僅是電力短缺而已，它事實上對“日本管理”和“日本制造”都構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其中尤為嚴重的是人們對日本農產品的信心。這是任何其他類型的電站事故所不可能造成的后果。

　　固然，人們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要放棄核電卻談何容易——就像要人們在一次慘烈的交通事故后完全放棄坐飛機也很困難，因為現代生活原本就建立于其上，為避免這種極端事故而做出的放棄事實上將導致你放棄或改變自己現有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的所有能源中，核電不僅貢獻了30%的份額，而且發電單價最為低廉(相當于火電的3/4或風電的一半)，如果核電站全部廢止，那么日本的電費將上升20%，在電量缺口暫時無法填補的間歇期，許多產業和居民生活將受到限電的影響，導致生產生活成本上升、開工不足或產品利潤率下降，一些企業為發展而不得不遷移至海外。這就是為什么在今年5月5日日本所有50個核反應堆全部停止發電(所謂核電力的“零瞬時”)之后，不到兩個月時間，野田首相又不得不宣布福井縣大飯核電站重新啟動。

　　尋找任何其他替代能源來填補這30%的大缺口，都需要時間和金錢，而環保節能技術也無法在短時間內把利用率提高那么多。何況，任何一種替代方案都有令人頭痛的問題：建水電站會造成河流生態破壞、火力發電則需要動用大量資金進口煤炭和石油，且排放二氧化碳的空氣污染嚴重、新能源(無論是太陽能、潮汐能、風能、光伏)則無一例外地成本高昂(如光伏發電的單位成本是核能的8倍)，初期投資大，也很難提供那么多電力。

　　或許有人問：在福島事故后，德國也宣布將逐步廢止核電，而核電在德國發電量中的占比達26%，并不比日本低多少，為何德國人能做得到?是的，德國具有日本所不可比擬的優勢，那就是德國人遠比日本人更早地為這一轉變做好了準備。在清潔可再生能源領域，德國人無論在風能還是光伏產業中，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雖然德國的光照和風力條件都并不很好，但德國人很早就展現出前瞻性，2011年可再生能源發電已占德國發電量的19.9%，因此，德國核電站預定2022年全部關閉反倒給這些新能源產業帶來了極大機會——預計屆時將占全國發電量的40%，新能源差不多完全填補核能留下的空缺。反觀日本，雖有很好的風能條件，但2010年風能發電裝機容量在全世界還排不進前十，不如葡萄牙這樣的小國，日本也沒有一家風能企業能躋身前十(而德國有2家，中國4家)。

　　日本對新能源相對忽視的背后，則是對核電的長期依賴：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核電一直是日本的基干能源，事實上日本現代的生產生活方式本身就奠基于其上，如今要在短時間內全部廢止，自然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談何容易。任何一種能源格局形成后，都會與所在國的生產生活形成盤根錯節的交織關系，極難一刀斬斷，這就是為何1992年里約地球峰會前，當人們要求美國改變石油依賴時，老布什總統斷然宣稱：“美國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談判的?！?/p>

　　正因為日本的現代生活與核電這一能源之間的關聯，因而才引發了人們對現代生活的質問和反思。在《核電員工最后遺言》一書中，作者平井憲夫強烈反對“核電就是魔鬼，也只能與它同行”的說法，認為導致不幸的根源是那種永無止境的“現代化”道路以及與此伴生的貪得無厭的物欲。他的觀點頗具代表性，實際上也折射出一種普遍的憂慮：人們害怕通過現代技術創造出來的東西反過來傷害它的創造者(第一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就是其原型)。人發明和創造了工具和技術，而它們卻轉而要控制、危害、消滅人本身，這就是人的異化，是人們揮之不去的對技術未來的夢魘。在這種情形下，日本人毫不奇怪地轉而開始質疑現代技術和現代化本身。

　　日本人近年來越來越內向，陷入一種懷舊和反現代化的情緒之中，他們對國家的設想往往是一個大號的瑞士，只是島國脆弱的地緣和地理環境使他們欲為瑞士而不得。如果說福島核泄漏是一次災難，那么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一個催化劑和一次契機，使他們開始設想一個新的未來，而這將改變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