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大洋都有自己的政治。大西洋兩岸不必說了，太平洋則向來是大國的舞臺，與此不同，印度洋的政治最為特別：它曾是文明與財富交流的大洋，近代又最飽受殖民化之苦，直到今日，其沿岸仍沒有一個算得上是既富且強的國家；印度洋可能是最分裂的大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洋，但這里也許就是未來。

在印度洋的歷史上，其最奇怪的一個特征便是它既封閉又開放：其周邊幾乎都被陸地所包圍，水域溫暖而相對平靜，除南部之外極少風暴，沒有哪個大洋比這里更適合航行，每年都有定期的季風將遠處的商人帶往各處沿岸港口，也因此，早在傳說中的辛巴達時代，它就已成為一個“航海者的大洋”，向所有水手和商人開放。在傳統上，印度洋的海路是一個由眾多作為連接點和轉運點的港口城市組成的網絡，沿岸互不統屬、七零八碎的貿易據點，就像是池塘周圍的一群青蛙。這個畫面的中央，便是曾驅使歐洲人東來的黃金國夢幻——當時作為印度洋貿易和財富中心的印度。

由于印度洋的季風狀況不允許對沿岸國家和港口進行持續的海上入侵，在歐洲人東來之前，像印度這樣的國家都幾乎從未遭遇過海面上迎面而來的敵人。沒有哪個單一的海上力量曾長期獨霸這整個海域。地理大發現之前，印度洋比任何其他海洋都更自由開放，它既不受沿海大國的控制，也不存在尋求軍事征服的海上力量。對當地人來說，裝船只既不必要，再經紀商也是非理性的。從這一意義上來說，600年前鄭和下西洋時期，很可能也只是遵循了當地一貫的傳統。

這樣,當莽撞的葡萄牙人在15 世紀末闖入這片海域時，沿岸的港口都把這些駕駛著炮艦的白人視作是前來貿易的商人，而非征服者。但這種狀況隨后就發生了變化。簡單地說，自近代以來，印度洋的霸主幾乎都是依靠軍事力量建立并行使其獨霸權力的，而且它們無一例外地都不 是瀕臨印度洋的國家，不論是葡萄牙、英國還是美國。印度的獨立標志著英國不再是印度洋的 主宰者，這一度開創了一個類似17世紀葡萄牙海上勢力衰落時所留下的真空。問題在于：英國的后繼者美國所具備的卻只是 軍事力量，對美國來說，無論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比印度洋重要得多，它并未將印度洋視為具有全球性戰略意義的區域，這里因 而在很長時間內歸于沉寂，遠離了決策者的聚焦，一個曾經最富庶的大洋，竟成為世人眼里貧窮且海盜出沒的危險海岸。

印度洋并非原應如此，它的歷史清晰地表明了這一點，其地理位置也一如既往地重要。英國史學家C.R. Boxer早就說過，處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交匯地帶的季風亞洲，在地理上和戰略上將成為21世紀的中心；而美國戰略政治學者Robert D. Kaplan前些年也曾預言：“大印度洋則可能形成世界島商業和軍事方面的海上通路，把非洲與中東和東亞連接起來。”在2010年出版的《季風：印度洋與美國權力的未來》中，他進一步說，印度洋沿岸國家盡管大多都有“脆弱的制度體系、極差的基礎設施，受極端主義誘惑而難以駕馭的年輕的民眾。然而，與西方毫無生氣的老齡社會相比，他們就是未來......印度洋可能成為深入思考美國權力未來的關鍵區域 ”。

但何必要從遙遠的美國出發來考慮印度洋的未來呢?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印度洋的未來應是它的過去——那就意味著全面復興那個和平的、在經濟和文化上都聯系緊密的網絡。在這里，印度也一向自視有使命主導整個海域，自1943年潘尼迦開始不斷鼓吹印度亟須成為一個海上強國以來，一代代的印度政治家都認為“印度洋是印度的大洋 ”。然而，這實際上是一個封閉的構想。與之相反，中國現在提出的“新海上絲綢之路 ”可以成為更具開放性的設想。

印度洋對中國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歷史上中國的瓷器、茶葉等之所以能成為著名的國際商品，以印度洋海路的開通與暢通為前提。至遲從鄭和下西洋以來，這里就是中國對外航線的主要經行之地，這位航海家的生平盡管眾多爭議，但人們至少仍可從中獲得這樣的現代意義：少使用武力，為了彼此的利益保護這一貿易體系是可取的。

在幾乎被世人遺忘多年之后，這里也可能成為中國對外投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處女地。不必諱言，興趣與熱情，也總伴隨著猜忌與試探。早在1944年，潘尼迦就在《印度洋的戰略問題 》中說：”一個恢復了活力和勝利的中國——她的人口不可抗拒地向南方移動——可能成為印度洋的甚至比日本還要大的威脅。” 然而，就像在歷史上曾發生過的那樣，中國也可以意味著巨大的機會。軍事霸權也許是獨占性的，但在一個貿易體系中，則很難出現一個獨占性的力量，正是這樣一個互利的未來，才是一個值得去贏取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