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07年12月，巴黎。Dechen拎著一箱子Norlha生產的樣品，回到了祖父母的家。她要用這些樣品撬開奢侈品的大門。只有這樣，她身后Norlha在日多瑪村首批招募的16名員工，才有持續發展的可能。

偶爾她也會和一些好友見面。但發現了在經歷了一年幾乎沒有網絡、Facebook的生活之后，她很難插進他們關于都市生活的對話，那好像是和她的生活平行的一個世界，精彩、迅速、利己。好友們好奇地聽完她在甘南的計劃、她和藏族未婚夫Yidam去柬埔寨學習紡織的經歷、她在日多瑪村的帶有漂亮的玻璃頂棚的工廠，又不知道如何評價。

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對著鏡子重復練習去拜訪品牌時的演說臺詞。在高原的兩年，已經讓她的雙頰有了像葡萄酒一樣健康的緋紅。母親的朋友 Liesbeth VanOpstal 給她安排了幾十個品牌的拜訪行程，Lies曾為Comite Colbert工作超過20年，在看到Norlha的樣品時就愛上了牦牛絨的質感。

“你只有兩分鐘時間解釋Norlha是什么。每個人都很忙，他們也不認識你。他們有一個大概三人的團隊，到了辦公室他們會說，‘好吧，你有兩分鐘展示你的產品’。大部分人的反應是，‘呃，這很好，也許下一年，也許……’‘哦，但是羊絨更……’然后我們就去下一家，下下一家。直到我們找到Arnys，他們是第一家對我們很友善的公司，在看過四種款式之后，他們當場就下了訂單。”

當時Khullu對很多人仍是陌生的概念，很多人總是說Pashmina圍巾（印地語里羊絨的意思）比牦牛絨要便宜。但Kim確定地告訴Dechen分辨的辦法，Pashmina已經變成了一種混紡羊絨的統稱（無論是混合了纖維或者尼龍的）。Kim確信，在歐洲那些普遍化的羊絨產品，已經不是純正意義上的蘇格蘭羊絨。

Khullu還是逐漸征服了歐洲市場：第一年，Dechen給日多瑪村帶回了兩個品牌分別300份的訂單；逐漸地，2009年的經濟危機之后，Hermès、Balmain、Sonia Rykiel、Lanvin和Haider Ackermann等品牌也逐漸接受了這個萬里之外的村莊提供的產品。Kim記得，在寒冷的冬天，生產部的年輕人們在發貨時，“會在寒風中大聲喊著那些品牌的名字”。

Dechen記得有一次混淆了YSL在巴黎的兩個辦公室的地址。到達正確地點時，她已經錯過了約定的時間，對方很抓狂。還有的公司只是禮貌地預訂一些樣品……這些都沒有讓26歲的她退縮，“我覺得當時自己已經有預期，肯定只有少部分人能接受我們的產品。但是你年輕時，你有信仰，覺得自己能處理好一切困難。現在年紀大了一些，可能就沒有那樣的勇氣了”，她哈哈大笑。

然而，也會有一些人給出建議，她逐漸知道什么是高端奢侈品牌喜愛的方向，并逐漸形成自己的直覺：“他們給我們提供了很多修改意見。有一家公司的人說，不用編織太多的花樣，只要加一點東西，你們就會看起來不一樣——如果我們只做單色的圍巾，只要在圍巾的邊緣使用不同的顏色，其他的部分仍然保持簡潔就可以了。因為我們的東西是純天然的，所以可以盡可能地讓設計變得簡單，原材料就會凸顯出來，而不至于讓設計破壞了原材料的美感。”

但更多時候，那些頂級設計師拋來的問題是，“為什么要選擇牦牛絨？”“為什么你們在中國生產，卻要賣這么貴？”

Dechen聽出了那些疑惑之下的潛臺詞：人人都認為中國人的勞動力應該很便宜。在甘南，她看到的是，“這里的人也想有更好的生活，他們也想往上走。”但她禮貌地將這翻譯成，“Norlha不是血汗工廠，我們要合理地支付薪酬，并讓項目可持續。”

但那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前一秒鐘，奢侈品行業還是時尚本位的，大家只關注一樣東西是否足夠漂亮足夠稀有，沒有人在乎原料、工人就業的可持續。直到2010年，在危機后驚魂甫定的奢侈品行業，才逐漸學習將目光轉向生產的源頭、那里的真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