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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了，衡山路41號的家宴菜單永遠是：一道鴨胸燉蔬菜的頭盤，一道香煎銀鱈魚的主菜，一道杏仁西米露的甜點。每道菜之間的間隔以小時計。

林明珠（Pearl Lim）從午飯后就開始安排客人的位置，然后親筆將座位名單寫在牌子上，放到她那張號稱亞洲最長的、可容納60位客人的餐桌上。有時，客人會發現，寫有自己名字的位牌上別著一根精美的白色鴕鳥毛，可以別在西服口袋里或發髻上，甚至可以拿回家。

管家Michael會打電話給未回復邀請郵件的人：確認晚上準點赴約。如果你表露出曖昧 的遲疑，或者對當晚的賓客名單表現出過度的好奇，也許會永遠消失在女主人的宴請名單上。郵件是用最簡單的英文發送的：今晚×點，請準時來Pearl家赴宴。對他的主人而言，準時意味著：早到和遲到都是不受歡迎的。

漫長的晚宴從大堂開始，進入大廳，和前臺報名，只需說去22層赴宴。服務生便會對照名冊，靜靜帶你走進電梯，把你送到玄關口，看到你的頭像出現在攝像頭的錄像里，再鞠躬轉身下樓。

衡山路41號是林明珠及其母親顧瑞英的產業，坐落在衡山路路口，一條梧桐道的盡頭。顧瑞英是香港億萬富商林百欣的三太太，20歲那年與林在上海結識。晚年的林百欣，為幫助顧瑞英完成在上海置業的夙愿，以自己旗下的香港麗新為顧瑞英和林明珠名下的公司，擔保貸款了10億元，建造這座別名為“芝大廈”的酒店公寓。

顧瑞英把當時已在英國安家的林明珠召回上海，希望她幫忙打理公寓的建造和管理，卻很快發現“管不了女兒”。童年時的林明珠深受林百欣寵愛，在父親的資助下于英國完成了高等法律教育，但在裝潢她的處于倫敦昂貴的卡多根廣場的家時，不可思議地愛上了藝??? 術——而且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風靡的Shanghai Déco風格——厚重、暗靡、棱角繁復，那是一個半殖民地對法式風格最大膽的吸收和致敬，此后一發不可收拾，完全放棄了父親希望她成為律師的念頭。

1993年，母親催促她回香港參與家族事業，她卻在中環開了第一家對比窗畫廊，依舊癡迷Shanghai Déco、西方的坎普藝術。開業那天，父親沒有到場，坊間開始有林百欣不喜女兒揮霍過度的傳言，而后這個家族對財富的爭奪日趨冷酷，親情的版圖在一夜之間就可能被重劃。父親甚至曾為了擔保的10億元和女兒對簿公堂。后來，在林百欣的葬禮上，顧瑞英和女兒抱臂站在人群里，在港媒的電視畫面中，平靜得看不出表情。

這個叛逆的女兒將衡山路41號打上了自己強烈的烙印——除了以平均1萬美元的價格出租的部分公寓外，林明珠自己獨占了整棟大廈兩層接近1000平米的空間，猶如沙漠里的行宮，擺滿了她從各處收集來的當代藝術藏品（的一小部分）——安迪?沃霍爾、隋建國的雕塑，張洹的畫、邵凡極具顛覆性的家具；十年了，墻壁的飾樣（fasade）不斷按著心情在調整，大紅的圓紋，或者潔白的螺紋形狀。在她每月飛遍世界參加各種藝術展時，總會選擇在上海降落一個星期，而此時的上海社交圈就會人心惶惶：誰昨晚又被邀請到Pearl的派對上？為什么自己最近兩個月都未被邀請，自己過往是否有失態的地方？

扎著小辮，身披麻袍氣場桀驁的管家Michael候在門口。進門迎面墻上就是一幅方形裝置，畫面上的積木圖案的彩色板塊會隨著客人的聲音、動作而緩慢起伏，讓你迅速和這棟大得可怕的房子產生短暫的親密關系。左手邊是瑞士設計師Mattia Bonetti親手刺繡的沙發，然后就是香檳、還是香檳。

等到大家的胃開始抗議的時候，Pearl才舉著永遠不變的健怡可樂走出來，裙擺瑟瑟作響，把我們帶入屏風后的大廳。每個人的名字都在合適的位置，幾只巨大的玻璃杯里插著孔雀羽毛，直抵屋頂，下方依舊是孔雀羽翎紋樣的餐布，一雙雙深色玉制佛手靜靜地張開在桌面上，等待著被放上第一盤食物，像奴隸高舉盤子等待主人品嘗盤中菜肴。

坐在她身邊的一定是當晚的VIP，其余的59位客人知道，至少在當晚，自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位，他們都自知是為了陪伴那一位遠客而被邀請——摩洛哥王室的某位親王、《名利場》或者《VOGUE》雜志的主編，或是洛杉磯藝術基金會的主席，她和他們也許都出現在國外的某本名人錄（who's who）上，不會單獨約見，但喜歡挑選精致的人群作為他們談話的背景。而另外的59位客人，在她嚴苛的篩選中，雖然是上海灘“已經或者將要重要”的人，無論是駐華大使，頂級的設計師，甚至是被她培植的藝術家，都必須隱匿自己的驕傲，在她的餐桌上安于自己的位置。

不過，你總會發現，經過她的數列般的計算和排序，每次的飯局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會是新面孔，他們會交替出現在不同的日子里。你會發現自己被安排在陌生、但對你會有幫助的陌生人旁邊——她的好友金星與法國領事用法語暢談，而愛馬仕全球藝術總監則恰好被安排與環球唱片的大股東一起討論藝術，她還沒有讀過棉棉的書，但這并不妨礙棉棉成為她的座上常賓……在這間充滿主人意志的大廳里，社交禮儀，代替不同的文明，成為最大的文化。?

她坐在長桌的盡頭，吃著極少的食物，用可樂和別人碰杯，嗓音沙啞，愛憎分明，容光煥發。60位服務生站在她的客人們身后，添酒、撤碟，但她的眼角總能瞟到哪個人的服務慢了一步。她很少起身打斷賓客發表一些客套的致辭，她看上去正在亢奮地和別人辯論當代政治波普真是不值得收藏，“I never like it”，但心里早已在探測每個區域的氣場、談話的溫度。終于，在你焦急等待下一盤菜的時候，她會突然作出指揮——哪些人和哪些人去換位子。眾人如釋重負，忙不迭地起身換座位，重新裝上興致勃勃的面容地面對下一個陌生人。

她恒久的慷慨讓她的朋友們不免揣測她是否已經接近破產，但在接到管家Michael電話的時候又會義不容辭地準時赴宴，漸漸地，這頂樓的派對已經成為每個人社交生活的一個星系，雖然那神秘、宏大的晚宴給他們帶來的社交利益逐漸遞減，但與這個派對存在聯系的重要性甚于從中得到的歡愉本身。在上海這個最國際化的精英派對里，所有人圍繞在那條餐桌旁邊，試圖組成一個以名利為親緣的家庭，她當然是最專制、最慷慨的女主人——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家庭于她的缺失。

2002年，因為10億的債務和父親翻臉后，她也漸漸脫離了母親的約束，顧瑞英甚至都沒有入住41號的某間公寓。每次，當她嚴格地希望所有的客人以她要求的姿態、衣著出現時，她反倒像是個等待被安慰、取寵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