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對喜劇的控制
　　
選擇與商業合作不僅意味著迅速成功，也意味著極為嚴苛的控制。
　　
對于當時還不太出名的王自健，葉烽并不是僅僅邀請王自健來開一檔節目，而是直接與王自健簽約，而這份合約不僅僅涉及到節目內容或者版權，還同時是一個包括經紀約、商演約以及代言約的全方位合約。在葉的描述中，這份全約非常漫長，“等到約滿他已經是一個中年人了。”
　　
湖南電視文化氛圍為葉與他的團隊在工作中塑造出了一種“沒有什么是做不到的”的狼性態度，“湖南電視人的態度就是不管怎么樣先拼了再說，這一點非常的狠，做不到的時候你也會沮喪，但你卻會在這個過程中發現拼到最后大部分都成功了，從此你就會更相信它。”葉的一位編導說。
　　
去年12月份的時候，東方衛視的領導忽然在農歷新年收視高峰給了葉烽與王自健10個小時的節目時間，在只剩下一個多月的制作時間里，葉和他的團隊大膽決定要以王自健為主角拍攝六集賀歲劇連續播放。這是任何一個專業劇組都不可能想象的事，而在開拍前的5天時間里，劇本還差兩集，葉的編導便親自帶著4個人修改劇本，其中一個是為王自健寫段子的作者，而另外三個只是電視臺里的實習生。
　　
葉烽將強調硬件和精細制作，基本功扎實，擅長精打細算，對每個故事的點都可以挖到極深的東方衛視的制作方法比喻“工筆畫”，而他們的做事風格與此截然不同，東方衛視的職業經理人態度適合精致的、擁有明確版權參照的錄播節目，而湖南衛視則適合更自由、更具冒險性但常常被指責有山寨嫌疑的現場直播，葉在采訪中坦言，盡管身處東方衛視，但他并不是一個喜歡畫工筆畫的人，他更愿意做的是畢加索。
　　
葉從一開始就用一個商業運作的模式操作了這次合作，他希望與王自健的合作能發展出一個輕喜劇文化產業品牌，不停地簽藝人進來，現場演出，電視臺亮相，線下商演、廣告代言獲得收益。
　　
在采訪中，葉自豪地說，在與一個臺灣相聲演員交流時，對方稱贊他的想法甚至在臺灣都沒有人做過，同時，這個計劃也被集團肯定，這背后還有資本市場的驅使力。當葉從一個節目導演過渡到了經紀人甚至是一個板塊負責人的角色時，在葉看來，背后推動他的已經不僅僅是自己在事業上的動力，而是整個SMG集團。“目前幾項要做大上市的板塊中，你會發現我們這個是相對成熟的。”葉告訴我們。
　　
隨之鋪展而開的還有王自健的商業之路，當王在電視上獲得成功后，除了將主演東方衛視的賀歲劇，他很快將向更多的商演舞臺以及相聲劇場擴散自己的影響力。
　　
而電視臺的周播就像是一下子進入了快車道，這必然要求王加快他的作品產量，王是一個完美主義者，當發現自己無法再像原來那樣要求每一個產自他手中的作品都是牛逼與一鳴驚人時，這讓他一度非常痛苦。
　　
而在王自健與東方衛視簽約之后，更大的限制還在等待著他，那便是電視臺特有的政治審查以及葉本身出于商業考慮對于話題的限制。
　　
與大部分相聲演員截然不同的一點是，王自健曾非常熱衷于在相聲中對時事表達態度。
　　
王成長在人民大學的家屬大院里，在他小時候，人大每年都會舉辦一些祭奠活動，王在小時候和大人一起參與過這些活動，他們會去一個地下室，戴著小白花，點著蠟燭誦念自己寫的詩詞。但這種祭奠后來卻出人意料地發生變化，讓王意外與憤怒的是，它很快變成了一種師兄認識師妹，大家在一起講笑話的茶話會。這讓少年時期的王自健非常不適應。他開始嘗試地把這個變化與自己的憤怒講給很多人聽，但他意外地發現，好多人都笑了起來，他們并沒有把它當做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去看。這種笑讓王自健非常驚訝，從那一刻起，王不再是一個沉寂在非黑即白斗士情緒與憤怒里的年輕人，他發現自己開始可以用一種黑色的態度去接受與講述那些復雜荒謬的故事。
　　
2011年4月，在他所在的“相聲第二班”的一場常規演出中，王自健說了相聲《歪唱太平歌詞》。在98分鐘的演出里，王大膽地諷刺了高漲的油價、房價，卡扎菲與利比亞戰爭。有人把這段視頻發在了網絡上，這讓很多人立刻記住了這個與眾不同的八零后。
　　
王自健評價自己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這種善良除了受到相對單純的成長環境的影響，還包括王身上特有的一種對人性近乎理想化的輕信。
　　
王自健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人民大學門前開通了北京三環，在當時，人大院里的廣播像中國所有媒體一樣鋪天蓋地贊美了這條道路與它的建設者如何偉大，王每天上學、放學都會聽到這些報道，在很長一段時間王的理想都是成為一個致力于民族工業的技術專家。
　　
但王并不是一個對不好的制度與規則有足夠忍耐力的人。在王成名之后，他多次在各種節目中提到了自己對中國的教育體系的不滿，在王小學時，他的同學因為學習成績不好，直接被定義為長大只能是掃大街的，“他從此真的認為自己就是個廢物。”王自健說。這種不認同導致王讀書時總是抗拒寫作業，他的老師帶著全班同學天天侮辱他。
　　
高二那年，王終于因為對學校不滿選擇退學。在那一年，王自己一個人去住處所在的街道報名高考，順利考上了一所北京名校。
　　
但這種不與學校合作自學成才的方式也讓王失去了學到自己真正想學東西的機會。王之所以能夠成功考上大學，得益于他是一個記憶力很好的人，他在高考前把幾本書全部背了下來，但這種無需理解力與變通能力的學習方法只適用文科，這導致他不得不放棄了成為一個技術專家的夢想。
　　
讀到大一時，王自健又因故退學。隨后，19歲的王到廈門衛視擔任了一檔游戲節目的編導，但很快，全國電視臺的游戲節目被廣電總局全面封殺。而王改做的一檔動漫節目，又因為節目里的COSPLAY被當作恐怖特技表演與奇裝異服被禁播。
　　
但這種叛逆與難以與一個制度長期合作，都必須在擁有一份商業合同之后戛然而止，當王自健被定位為這樣一個面向白領的商業新星，他便不得不與他所熱衷的時事話題保持距離。為了贏得更多大公司廣告商的認可，王自健必須保證自己是一個安全的商品。大部分能夠決定歐美跨國公司品牌廣告投放權的人都是中國本土職業經理人，對于他們來說，安全與不犯錯比創新與出人意料更加重要，除了要有高端與精美之外，政治風險則是在中國做生意的大公司堅決不允許與之沾邊的。

　　
價值觀的形成
　　
與大部分相聲演員不同，王自健背后有一個按勞付酬的強大的段子寫手團隊，蛋蛋與建國是王自健脫口秀經常會出現的兩個寫手的名字，盡管他們是在王成為相聲演員之后才相互認識的，但王常常把他們描述為兩個陪伴他一起長大的童年伙伴，他喜歡在脫口秀里回憶三個人的童年趣事。
　　
在現實生活中，1988年出生的建國是一個嚴重的社交恐懼癥者，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聚餐時，建國緊張到如果要吃什么菜，必須先和大家小聲報出菜名才會去夾，在整個用餐過程中，他會不斷地說我吃一塊牛肉，我再吃一塊雞肉……現在，建國的主要工作便是寫作以及幫王自健創作段子，在王自健看來，他寫小說只是為了給自己創作一個世界讓自己在里面玩耍。1989年出生的蛋蛋則是一個奧美員工，由于是學社會學出生，蛋蛋則完全是一副與實際年齡不相符已經看破紅塵的老成作風。
　　
當與東方衛視簽約之后，王自健變得格外珍惜他與這兩個人的感情，在巨大的工作量與曝光度下，同類是能夠給王真實感與快樂的重要源泉。
　　
王認為自己是一個一輩子都活在別人目光里的人，別人對于他一舉一動的看法都會讓他極度在意。與此同時，王的另一個品質便是對于自己給過別人的承諾有著超強責任感，他認為自己并不是一個生存能力很強，但又極容易承諾他人的人，就像三年前進入“相聲小二班”時，王一開始抱著玩票心態，但當他發現在這個學歷、收入都很低的行業，自己身邊已經有一群依賴他吃飯的江湖兄弟時，他決定堅持下來。
　　
王的母親曾經是火車站的售票員。在他小學的時候，一個老師課上到半截時，讓王去幫自己買火車票，但等王跑到母親單位買票時，票已經全部賣光。回到學校之后，王自健跟老師說了實話。接著，這位老師說出了一句令幼年的王自健在心理上難以承受的話，老師告訴他，“這個事情就交給你去處理了，買不來票就不要回來上課。”之后堅持不讓他回班里上課。
　　
這讓王自健非常緊張，在巨大的壓力下，王跑到了校長辦公室，推開門“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校長問怎么回事時，他哭著對他說，我對不起某某老師，他讓我買票我買不到，我對不起他。校長非常生氣，他找來那位老師與她談話。這件事情發生之后，整個小學就再也沒有任何老師愿意搭理王自健，即便王上課舉手回答問題，他們也會對他視而不見。
　　
王便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期，這種性格也塑造了他今天在舞臺與私下的樣子，即便與助理在一起午飯，王也是那個一刻不停招呼別人害怕冷場的人，盡管他用很多諷刺的語言表示了自己的輕松，但你不難發現，與大部分有天賦的喜劇明星一樣，王的喜劇動力也部分來自于一種人群中的緊張，因為很多時候，除了天賦之外，喜感不過只是這種人前緊張下導致的過度反應與亢奮，喜劇效果有時往往是對日常生活與人際世故缺少尺度感的人表現出的錯位。王從小非常渴望他人的認可。9歲那年，王進入中央電視臺蒲公英藝術團學習相聲，他發現如果把那些相聲背下來講給同學們聽，大家就會非常喜歡他。但這種日子只持續了一年。10歲的時候，王便因為模仿電影《有話好好說》里口吃青年姜文的表演，結果自己變成結巴，直到23歲的時候才被治好。從這點上來說，他與夾菜會不斷報出菜名的建國就是同類。
　　
與東方衛視簽約前，王自健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寫字樓里的白領，但這個工作最后也因為與他有限的忍耐力而被放棄，王自健是一個追求舒適的人，他在北京住在北五環外偏遠的回龍觀，選擇回龍觀的原因很簡單，他希望能用相對低的價格住進一個舒服的大房子。而在當白領時，王住西三環，卻在東四環工作。奧運期間，因為不能開私家車上路，導致無法忍受惡劣交通的王自健終于辭掉這份工作，聽從一個相聲界前輩的建議，拜侯耀華為師，進入了不必朝九晚五的相聲界。
　　
事實上，盡管王自健出身獨立相聲演員，但他并不是這種演出市場中優秀的適應者。在中國，這一行大都是依靠年會、客戶答謝會等商業演出賺錢，而這些商業演出更像一個餐會，藝人需要在一片嘈雜的敬酒聲之中表演。與大部分單純以賺錢為目的的表演者不同，這種演出形式完全不是王自健可以接受的，王有一次參加一個制藥公司的餐會，剛開始說相聲，前面的幾桌人便立刻站起來大喊“干杯”，這讓王自健根本無法忍受，他覺得自己長這么大從沒被人這么侮辱過。還有一次，王面對一群熙攘吵鬧的就餐者，開始發泄般地不斷地講那些屎尿屁的段子，他希望看看到底有沒有人聽，但講完之后沒有任何人覺得有什么不適，從那以后，王自健就拒絕在餐會上表演了，這致使王自健失去很多賺錢機會。
　　
因此，在東方衛視邀請他簽約時，王明白這意味著諸多限制，但他說自己幾乎沒有掙扎，他告訴他的妻子，你讓我自己管自己我沒有能力管，現在有一個團隊幫助我，平臺又好，那就做吧。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王仍會非常擔心周播的快節奏帶給自己的損害，這也是中國大部分成名了的相聲演員共同面對的尷尬，郭德綱最棒的歲月是在05與06年，在那時，還沒出大名的他非常細致地把那些從來沒有在之前相聲橋段里出現的網絡段子耐心仔細地一點點嚼爛，這種方法至今還在啟迪著很多新生的相聲演員，而現在，曝光率過多的郭對于大部分段子的態度是直接拿過來就用，這導致他作品變得浮躁了。
　　
但在國外，大部分脫口秀演員都在40歲之后才出名，在登上電視臺之前，他們會在小酒吧或者地方舞臺上鍛煉多年，同時為自己聚集起大量優秀的作者，這種從邊緣到主流的完整商業選拔機制讓他們很少有王自健這種一步登天的機會。
　　
王擔心自己的才華與驚喜也將隨著過度曝光快速失去，他對自我的安慰便是讓自己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舞臺上都保持在一種快樂的狀態里，達到臺上與臺下的統一，而這種喜劇態度恰恰與臺上臺下判若兩人的郭德綱截然不同。
　　
今年年初，第一次演賀歲劇的王自健與劇組一起住在酒店里，因為酒店年久失修，盡管住在最好的套房里，但王自健仍在晚上睡覺時不小心吃進去了一只爬到他嘴里的蟑螂。
　　
“我當時并沒有嚼就把蟑螂咽下去了，”王自健非常淡然地說，“但很快，當我發現我有什么卡在喉嚨里的時候，迅速地醒了，我的第一反應是墻皮，但打開燈后，我發現頭頂的天花板沒有任何一塊墻皮脫落，因為太累，我沒有再想就繼續睡了，結果第二天早上問別人，這個酒店里有蟑螂嗎？所有人都說有，我就知道我吃下去的是一只蟑螂。”
　　
接著，王自健把這個故事講給所有人聽，在疲勞枯燥的拍戲過程中，大家聽了之后都非常開心，王一下覺得這個事情沒有什么可難受的了。
　　
王居住的回龍觀小區，周圍道路破爛不堪，這使王根本不敢開新買的奔馳上路，它的車已被那條道路毀過四個輪胎。王認為這條路主要是自己小區的人在用，同時，他了解路政局緩慢的辦事效率，因此王大量地在小區粘貼各種集資一起修路的海報，他希望小區的人和他一起“自救”，但很顯然，在陌生人之間難以相互信任合作，所有人都希望由政府來解決問題，不會有人響應王的號召。
　　
而北京“7?21”暴雨當晚，看到有車熄火之后，王主動召集了六七個網友組成“回龍觀行俠仗義興趣小組”去天通苑掏水溝，并推出了6輛已經熄火的汽車。
　　
凌晨一點多到家時，首都機場已經滯留了上萬名旅客，“你無法想像打不到車是什么景象，司機不給你打表，也不給發票，張嘴就是幾百元一個人。”王自健在《南方周末》的采訪中說到，隨后，他便帶著7輛車在機場到處喊，“有沒人跟我們走，我們肯定不要錢。”開始很多人不信任他，后來有位旅客認出他是相聲演員王自健，才終于肯上車。最后，7輛車全部接滿旅客把他們送回家中。
　　
王為了保護自己的喜劇能力，不愿僅僅把喜劇當做謀生工具，卻將這種能力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并成為一種天真的善回饋身邊人時，喜劇在他這里才真正構成了一種類似立場與價值觀的事物。
　　
在完成了這種統一之后，80后的王自健將喜劇深刻地嵌入到了他的性格之中，而對于一個將他人的看法當做最大壓力的人而言，喜劇也是治療，因為獲得他人的掌聲與肯定對于一個活在別人目光里的人而言無疑是重要的，這意味著極大的解放，也是這份職業給予性格緊張者最大的恩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