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市中心一個高檔小區里，我見到了一個“恐怖分子”。

　　薩義德·法拉格(Sayed Farag)是埃及伊斯蘭組織(Al-Jama'a Al-Islamiya)成員，曾經參與策劃刺殺穆巴拉克政府的二十多位核心官員，1993年計劃敗露之后被捕，直到2009年才刑滿出獄。

　　我的腦海里馬上浮現了對武裝分子形象的種種猜測：出身貧窮、沒有受過什么教育，住在山洞里——因為過去的媒體描述，這樣的形象已根深蒂固。

　　然而，他見我的地方處在埃及中心城區的一個公寓里，相當于中國一線城市市中心區域的高級樓盤。法拉格的家庭非常富有，父親是當地的一位名律師。受父親的影響，法拉格也報考了開羅大學的法學系，后來成為一位執業律師。

【左：即將離開埃及時，我們拜訪了剛出獄的70歲的默罕默德－摩加拉比。他曾經是“對總統直接匯報”的特工，后來他因參與刺殺總統薩達特而被捕。
右：伊斯蘭組織領袖盲人奧馬爾的長子默罕默德－拉赫曼告訴GQ記者，穆巴拉克在位時不敢讓這位主張暴力革命的宗教領袖回到埃及，所以要求美國政府繼續關押他。如果盲人奧馬爾回國，“一切將發生改變”。】

　　出于政治正確的考慮，歐美許多政要都聲稱貧窮和教育是恐怖主義的根源。然而，我們在采訪中所接觸到的幾乎所有的“武裝分子或者”“恐怖分子”都來自社會的中上階層。一個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的人，不太可能去考慮什么伊斯蘭的敵人。2011年7月份的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也有專文質疑這一觀點，認為貧窮和教育不可能是恐怖主義的根源。

　　他提前來到公寓大堂等著迎接我們。衣著得體，舉止有禮，而且微笑的時候略帶靦腆，分明是個很普通的都市精英，就像我后來所見到的大多數伊斯蘭組織的成員一樣，今年才四十多歲的法拉格先生也留著大胡子。他的頭顱碩大而頭頂油亮，因為每日多次跪拜的緣故，額頭中央有一塊顯著的黑印。

　　“我的父親從小教導我要關注窮苦人民，并且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們。”法拉格先生回憶，“我們很早就有著和伊斯蘭組織類似的情懷。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當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接觸到這個組織時，就毫不猶豫地加入了。那時候大概是一九八幾年吧。我參加這個組織的一個原因，是覺得在一個團體里面，兄弟們互相關懷照顧，讓人感覺非常溫暖。這是我最為珍惜的。”

　　然而他發現政府正在嚴密地監控著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在公開場合的演講經常受到干擾，連人數稍微多一點兒的聚會也經常被禁止。“我可以非常真誠地告訴你，我的兄弟們的心地都非常純正，大家一心只是為了有個好一點兒的社會環境，人們能夠過得幸福一點兒，為此我們愿意辛苦一點兒都沒有問題。但是這個政府卻好像是個外來的機構一樣，完全不懂伊斯蘭傳統，也不理會我們即便是非常基本的、正常的伊斯蘭活動，常常粗暴地對待我們。”法拉格先生溫和的語調，開始變得有點兒憤怒了。

　　法拉格于1986年畢業于開羅大學法學系，畢業之后，他開始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收入相當不錯。在工作之余，法拉格也因為律師的身份，經常為受到政府抓捕和監禁的伊斯蘭組織的成員處理法律文件。

　　然而，他發現這和法律幾乎沒有什么關系。“我記得有一次，上埃及的四個宗教人士被捕之后，因為找不到什么反政府的證據，法官判處他們無罪釋放。但是政府馬上要求另行審判，并且聲稱要讓更稱職的法官來處理此案。在政府的授意下，這四位宗教人士被判處了死刑。至今我也說不上他們有什么罪，可能是因為他們在上埃及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力吧。”法拉格還列舉了很多他的兄弟們受到政府隨意抓捕，隨意定罪和殺害的例子。

　　1988年，法拉格和伊斯蘭組織內的幾位年輕骨干開始談到暗殺政府核心高官，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可能性。“現在想起來，我們在策劃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根本還沒有什么替代性的政治綱領可言;我們就是覺得太苦了，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們所需要的僅僅是真正的自由而已。”

　　一開始這只是法拉格和其他伊斯蘭組織內的兄弟們經常提到的一個想法而已。沒有人真的去執行，它起到的作用，更多只是幫助大家泄泄憤罷了。然而1990年發生的一件事，讓局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個早上，我們伊斯蘭組織里面最有學問、最受尊敬的組織發言人阿拉·莫西爾丁博士(Dr. Alaa Mohieldin)在一次周五聚會上演講，他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聽眾們的心，他希望我們阿拉伯世界里能有一位國家領導人，能像《古蘭經》里面所提到的昆蟲一樣慈悲地對自己的同類。”

　　法拉格說，“可是兩天之后，我們敬愛的阿拉·莫西爾丁博士就在大街上遭到了襲擊，當場死亡。這個事情對我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這個正直博學的人對我們是那么的重要，他一直是我們的導師。在他的帶領下，我所服務的一個區域連毒品交易都消失了。所以你可想而知我們有多么憤怒。”

　　然而，“沒有任何媒體報道，也沒有任何社會上的其他人談論甚至知曉此事。有一天，我們幾個兄弟在清真寺里靜靜地坐著，從早到晚，誰也沒有說什么，空氣里充滿了哀傷，似乎整個世界都遺棄了我們。這個社會對我們來說，就像看不見黎明的黑夜。”法拉格說。

　　法拉格說他理解政府為什么采取這種統治方式：人民生活只要有問題就會求助于宗教，因而世俗政府在宗教盛行的埃及，總是感到壓力和不安，埃及政府就越采用恐怖的統治方式，終究逼他們做出這樣的行為。

　　但是在政府的嚴密監控之下，真正意義上的軍事訓練是不可能的。他們跑到了遠離開羅的上埃及地區的荒漠里。然而那里的訓練設施還是極其有限，為了獲得更加正式的軍事訓練，許多人前往阿富汗。“我先飛到沙特阿拉伯，然后轉到巴基斯坦，再進入阿富汗。我們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才回來。”

　　法拉格選擇回來了，但更多的人從此留在了阿富汗，并且埃及政府也不歡迎這批受過嚴格軍事訓練“危險人物”。這就是為什么基地組織里面有那么多的埃及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法拉格回來之后不久，他們的計劃就泄露了。雖然他們當時還沒有什么實際上的行動，警方也沒有搜查到什么具體的證據，法拉格和他的兄弟們還是被判處了15年的有期徒刑。

　　六、

　　法拉格及其兄弟們被逮捕，政府的依據是“緊急戒嚴法”。1981年總統薩達特在閱兵時被刺殺，穆巴拉克因此頒布了這條法令，并在其上臺后沿用至今。這條法令的目的是讓這個國家成為“一直在戒嚴的國家”。

　　當年負責謀劃刺殺薩達特總統的，是塔勒克·祖穆爾博士(Dr. Tarek Al-Zumur)，在他家里，塔勒克·祖穆爾向我回憶了那段過去。

　　塔勒克·祖穆爾博士和他的哥哥阿布德來自于一個顯赫而富有的家庭，埃及的每一屆議會都至少有一名成員來自于他們的祖穆爾(Al-Zumur)家族。 “年輕的時候，我深受納賽爾總統思想的鼓舞和影響。我非常喜歡他，贊同他反對薩達特的觀點。之后，我轉而崇尚伊斯蘭教的信仰，并決定成為組織傳道布法的成員。然而由于圣戰組織缺乏政治影響力，我離開了。不過，我至今仍是埃及真正意義上的圣戰者。”塔勒克·祖穆爾博士頗為自豪地說。

　　“我哥哥阿布德的成長經歷與我非常相似。高中畢業以后，他就加入了軍隊。當我們的伊斯蘭組織需要一名軍事領袖來管理它的武裝分部時，他由于具有高超的軍事技能被選中。我哥社交廣泛，知道所有的機密信息。他甚至熟悉著名的庫塔·度堪計劃(Al-Khutta Dukhan)，這計劃是在全國性暴動的情況下所采取的總統保護程序。” 除了我哥以外，武裝分部的其他成員也有很多來自埃及政府的核心情報部門。譬如說， 一位直接向總統匯報的情報特工，就是我們武裝分部的訓練官之一。”

　　不過伊斯蘭組織并沒有從一開始就計劃要刺殺薩達特總統，據塔勒克博士說，阿布德更有興趣發動一場公眾暴動來推翻政權。

　　“很不幸運的是，暴動計劃在早期就被政府發現了。薩達特抓捕了我們的很多成員。刺殺薩達特是為了報復執政黨的抓捕行動。刺殺其實并不在計劃之內，它更大程度上是我們魯莽、不假思索的過激反應。”

　　他回憶起過去依然很激動：“那個時候，殺掉薩達特只是我們的整個計劃的一個小部分，而且是最容易的一部分。他身邊的每個部門都是我們的人，薩達特什么時候在哪里干什么我們都一清二楚。但是我們組織不夠嚴密，在完成整個計劃的實施之前就泄露了計劃，薩達特幾乎把我們的整個武裝部的人都逮捕了。在這個緊急的關頭，我們滲透到軍隊里的成員在極度失望和憤怒的情緒下，執行了這個最容易的部分——把薩達特殺掉。”

【恐怖分子大都使用前蘇聯制造的AK47步槍】

　　在他的理解中，穆巴拉克之所以堅持“緊急戒嚴法”，并以此對全國的宗教組織、異見人士進行全面監控和無情打擊，是因為“他心里有恐懼，他知道人民心里有什么樣的情緒”。

　　“事實上我們也不想用這種極端方式，我們希望的，還是通過經營，讓社會形成關于某種秩序的共同理念，然后選舉上臺。”

　　然而，薩達特修改了憲法，完全堵死了權力輪替的可能，甚至曾經自稱是埃及的“最后法老”，這不能不讓一直隱忍的伊斯蘭宗教組織成員們感到無比的絕望，一怒之下走上暴力的道路。“而繼任的穆巴拉克也是，或許他們的上臺方式決定他們只能這樣統治。”即將離開埃及時候， 最后拜訪了剛出獄的 70歲的穆罕默德·摩加拉比。他就是塔勒克·祖穆爾博士所提到的那位“直接向總統匯報的情報特工”，他因策劃刺殺總統而被捕。他告訴記者，自己之所以這樣鋌而走險，是在這樣的境況下，因為內心異常苦悶，我期待做些積累的改變。

　　埃及著名的艾因.夏姆斯大學(Ain Shams University)奧卡薩心理學院院長穆罕默德.霍尼姆先生對GQ 記者分析 ，整個伊斯蘭世界共有的挫敗感，讓統治者因為恐懼而采取更加封閉的統治，“只要內心有愿景：無論是政治野心還是宗教追求，在埃及的專制體制下，一定會感到絕望和憤怒的。一定會被點燃。

　　在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里先生看來，這種憤怒很容易指向整個西方文明。“一方面他們覺得這些世俗政府能維持統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方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正是西方文明污染了這些執政者。”

　　本·拉登也持有同樣的理念，他總是號召人們 “要從最根源處的罪惡清理起”。在這種邏輯下，許多人對政府的恨意，也直接演變成了對西方文明的敵意，而其中最具象征意義的敵人，就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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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編輯：蔡崇達
采訪、撰文：陳思
統籌：胡湃
圖片編輯：蘇里 攝影：Mohamed Omar Al-Male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