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被埋藏了16年的言論又把我帶回了過去的痛苦，特別是讓我感覺到女人是在處心積慮地難為彼此。你們也許會問，當時的女權主義者們都去哪兒了？

這也是讓我苦惱了多年的問題。

我僅僅希望，女權主義的陣營能給予我一些理解。一些老派的女孩之間的正能量支持對于當時的我來說是非常需要的。但什么都沒有發生。鑒于當時的情況——性別政治、工作場所的性行為——你們應該覺得她們會站出來替我發聲。但是她們沒有。我能理解她們的窘境：比爾·克林頓一直都以對女性“友好”的形象示人。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那件事情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性騷擾”；寶拉·瓊斯（Paula Jones）曾經對比爾·克林頓提出了這項嚴重的指控。因為當時的女權運動有了一些進展，我的名字才得以在一系列的廣泛調查中浮出水面。瓊斯的指控于是變成了右翼分子對抗支持克林頓的女權主義者的把柄：既然如此她們為什么還要支持性騷擾的調查呢？如果總統是共和黨人又會怎么樣？于是關于他為人虛偽的流言開始流傳。少許現代女權主義代表的聲音確實從側面傳達了出去。但是，我們得到的并不是一些有意義的結果，而是1998年1月30日我與克林頓總統事件的持續發酵。丑聞曝光后的第9天。曼哈頓伯納丁餐廳的雞尾酒會。參與者有：作家艾莉卡·瓊（Erica Jong）、南希·弗萊迪（Nancy Friday）、凱蒂·羅非（Katie Roiphe）、伊麗莎白·本尼迪克特（Elizabeth Benedict）；《周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的編劇帕特里克·馬爾克斯（Patricia Marx）；在線雜志《文字》（Word）的編輯，馬瑞莎·鮑文（Marisa Bowe）；時尚設計師妮可·米勒（Nicole Miller）；前女強人蘇珊·夏洛格（Susan Shellogg）；還有當晚的主人伯納丁餐廳的合伙人馬蓋·科茲（Maguy Le Coze）。《紐約觀察家報》（The New York Observer）把這群人聚在了一起，以便彼此之間交換“實習門”的內幕，同時討論的結果還會被弗朗西·普洛茲（Francine Prose）記錄下來。（可惜的是，真正促成這場聚會的人——馬琳·道德（Maureen Dowd）——并沒有出席。換到現在我倒是愿意請她出來喝兩杯。）

如果當時我也在場，我會這么回擊她們對我的羞辱：

馬瑞莎·鮑文：

他的一生都在于掌控，而且大多數時候他都顯得非常有智慧。他的妻子也非常有智慧，似乎能熟練地掌握一切。但是和一個并不怎么出色的女人在橢圓辦公室里發生關系，這真是有意思。

假如我在場的話：我并沒有說過我這個人很出色，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一個很出彩的人？我畢業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白宮。

蘇珊·夏洛格：你覺得這樣是不是很自私？自私而且過分，享受了對方的口交服務卻沒有回報？我的意思是，她并沒有說“他讓我很滿足”。

我：我什么時候“并沒有說”這話？我在哪一份公開聲明中沒有說？我在哪一份證詞里沒有提到？

凱蒂·羅非：我覺得人們之所以對這件事情感到憤怒是因為莫妮卡·萊溫斯基的長相，她長得可真是有趣。因為我們總是傾向于把總統神化，所以當肯尼迪與夢露傳出緋聞的時候，我們覺得很合理，他們倆都是屬于神級的人物。我是說，我總是聽到別人說莫妮卡·萊溫斯基長得不好看。

我：好吧，謝謝你。媒體公布的我的第一張照片就是我護照上的登記照。換做是你，你會愿意把你的登記照給全世界都秀一遍，讓大家覺得你就長那樣嗎？你的話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想要和一個重要人物發生關系，首先女人得長得漂亮才行。如果這都不算是把女權運動的進程往回拉的話，我還真不知道這算什么了。

艾莉卡·瓊：我的牙醫說她有牙周病。

夏洛格：你覺得她會怎么樣？我是說，她是會漸漸淡出我們的視線還是干脆出本書？或者說人們不出6個月就會把她給忘了？

南希·弗萊迪：她可以出租她的嘴。

我：無語。

瓊：但是，你要知道，人們確實喜歡那些接近權力的“嘴”。想想在她跪在他身下時他腦子里在想什么吧，“噢，我的天。”

伊麗莎白·本尼迪克特：像對總統一樣對我！做啊！

我：還是無語。

瓊：我覺得我們沒有徹底把她給擊垮已經算是給她恩賜了。

這場雞尾酒會上的閑談后來成為了一篇叫作《總統調皮名媛歡喜》（Supergals love that naughty prez）的文章。對于我來說，這篇文章充分展現了我們“羞辱文化”的復雜一面，正如菲利斯·契斯勒在她的書《女人何苦難為女人》（Woman’s Inhumanity to Woman）中寫的那樣：女人本身就不排斥“厭惡女人”這件事情。如今，我們也在學校里可以看到一些刻薄的女孩在操場上春風得意，欺負別的女孩。

我仍然對女權主義者們以及她們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為女性權利所做出的努力而心存感激。然而，鑒于我個人的經歷，我并不想將自己稱作是“女權主義者”。女權運動的領導者并沒有對發生在1998年的“獵捕女巫”活動中表明立場。對于她們來說，找到一個兩全的方法，既讓總統付出代價，又讓我得到保護，并不是一件難事。可是，她們也加入到了羞辱我的隊伍之中。

我，本人，對于發生在我和克林頓總統之間的事情表示非常遺憾。

我再說一遍，我，本人，對于，發生在我和克林頓總統之間的事情，表示，非常遺憾。當時——至少對于我個人而言——這段關系是真實的，是相互的。我們頻繁碰面、共同計劃約會、煲電話粥、送禮物。20多歲的我還太年輕，還不知道現實的殘酷，還不知道自己可能成為政治的工具。回首那段往事，我簡直不敢相信：我——我們——到底在想什么？如果可以的話，我會盡一切可能挽回那一切。

和許多美國人一樣，我也會想到希拉里·克林頓。如果她真的參加2016年的總統競選，會怎么樣？如果她真的贏了——并且連任了，會怎么樣？

但當我想到這些的時候，我想到的不僅僅是白宮將會迎來第一位女主人。我們都記得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的呼喊：“真正意識到女人所處的環境有多么惡劣和在政治上采取行動對于女權運動有著同等重要的作用。”許多人都認為我和比爾·克林頓之間的事情是私人的，不應該被卷入政治斗爭中。當我聽說希拉里有意參加競選的時候，我簡直無法想象媒體們對我新一輪的攻勢會是什么樣的，他們會不會寫出“她現在怎么樣”這樣的標題，福克斯電視臺會不會花大量的時間來報道我的事情。我的生活軌跡幾乎與政治之間緊密相連，這使我感到非常無力。對于我來說，個人生活與政治是密不可分的。2008年，當希拉里競選總統時，我幾乎完全過著隱居的生活，推掉了一切媒體項目，那些項目直到2012年的競選結束才重啟。（還有，并沒有人給我1200萬美元讓我寫一本書，媒體的報道是錯誤的。）而最近，如果她真的打算參與競選的話，我又有些害怕了，害怕再一次成為焦點。可是，難道我又要讓自己的生活在10年、8年內停滯不前嗎？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民主黨人——并且深知自己有可能被左翼或者右翼利用——在這10年內，我保持了沉默。沉默到有人覺得是克林頓一家人用錢堵住了我的嘴。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這簡直是大錯特錯。

為什么選擇現在把一切都說出來呢？因為時機到了。

去年，我正式步入不惑之年，我不能再徘徊于自己的過去和別人的未來了。我一定要給自己的人生留下一個不一樣的結局。終于，我決定站出來，用我自己的聲音來講述這一切，給我的過去賦予新的意義。（而至于后果，我應該很快就會知道了。）不管媒體頭條會給我一個什么樣的標題，這并不是我與克林頓家族的對抗。他們的生活早已翻篇了；他們在國際舞臺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我祝福他們。我也全心全意地明白，未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會與他們任何一個人有絲毫瓜葛。

問題又回到個人與政治之間的關系。自從1998年以來，我的名字出現在了許多全國性的問題中。我們要讓政治滲入到我們私人生活的多深處才滿意？我們應該怎樣在隱私與性行為曝光的需要性之間平衡？政府不停地窺探我們的私生活、我們的私人信息，我們要怎樣保護自己？最后，對于我個人來說最重要的一點，在互聯網時代，我們應該怎樣應對如同我所遭受的那番羞辱？（目前，我的目標就是為和我一樣遭受過公然羞辱的人們做出努力，并開始在一些公開論壇中發言。）

到目前為止，“那個女人”從未擺脫過別人對她的第一印象。我是那個難以預測的傲慢女人，是那個愚蠢的蕩婦，也是那個可憐的受害者。克林頓政權、特別法官的手下、白宮走廊兩邊辦公室的人、媒體，都可以隨意塑造我的形象。而那個形象一直沒有改變，因為這其中有權利的參與。于是我就變成了任何人討論女性、性背叛、政治和身體等話題的主體。

和其他參與者不同的是，我當時太年輕了。當時的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將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因此現在的我想要回到1998年以前，也不知道該給自己一個怎樣的定位。我沒有讓那一件事情定義我——只是1998年的我太年輕，還沒有把自己塑造成型。如果你還沒有給自己一個明確的定位的話，你就很難不接受別人所塑造的那個你。（因此，我非常同情那些在網絡上遭受網友羞辱的年輕人。盡管在這些年來，我一直不停地尋找自我、接受心理治療、嘗試不同的道路，我仍然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

但我不會再這樣了。是時候摘下貝雷帽、脫下藍裙子了。我要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