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拉姆被稱為“黑人”

　　我們公寓周圍的鄰居們，有很多來自不同種族和宗教背景的家庭。中產階級的共同身份和生活水平令我們有很多的共同點。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的背景差異導致了很多偏見和歧視，并且往往升級為沖突，尤其是與從阿巴拉契亞山脈初來此地的孩子們。這些孩子對“猶太人”和“支持黑人解放運動者”有著偏執的見解，并毫不掩飾地表現了出來。

　　我們明白，自己屬于一個在過去飽受折磨、至今仍會遭受偏見與排斥的少數族群。但變化來得很突然。猶太人很快就被白人族群所接受，父母也教育我們，沒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是我們無法企及的，我們在這個世間行走，沒什么需要害怕的。在這樣的設想下，我們是安全的，除了當拉姆被稱為“黑人”時：多么諷刺!

　　拉姆和阿里遺傳了媽媽的膚色。兄弟倆只要在太陽下待幾天，皮膚就會變成淺咖啡色。而那年夏天快結束時，兩人都幾乎曬成了栗褐色。長著黑色鬈發、平闊鼻頭的拉姆，很容易就會被當成非裔美國人。

　　每年夏天，我們都會去芝加哥福斯特大道海灘(Foster Avenue Beach)度假，我們受到的紫外線照射也大多來自那兒。媽媽會讓我們兄弟三人獨自在水邊和沙灘上玩耍，度過整個夏日，這或許是她信任我們的又一體現(今天可能會被稱為“忽視兒童”)。我會領著兩個弟弟走過威諾納(Winona)，穿過福斯特大道的地下通道，安全通過湖濱快車道(Lake Shore Drive)，然后走進公園，海灘就在往北約1/4英里處了。

　　在那個尚未出現手機的年代，媽媽不會每半小時就要我們匯報一下是否安好。大多數時候，她對我們以及對這個城市的信心都是正確的，直到有一天，某些陌生人決定把拉姆和阿里稱為“黑鬼”，并要求我們離開海灘。

　　盡管從法律上來說，福斯特海灘是對所有人開放的，但在上世紀60年代，人們還是習慣只讓白人進入。某些10～15歲之間的男孩自告奮勇地擔當起“只準白人入內”這一規則的執行監督者。當他們稱我的弟弟為黑鬼，并試圖呵斥我們離開海灘時，我們理所當然地拒絕了。兄弟中的一人甚至回應道，“你無權讓我們離開。”

　　通常，這類沖突很快就會得到解決，因為我們會團結起來，并發出一陣喧鬧聲，引來海灘救生員的注意。而當喊叫不管用時，我們只好打上一架，比如這一次。

　　我們幾個由身為和平主義者的母親養大的孩子卻如此喜歡動拳頭，不禁令人好奇。但我們并不是和平主義者。走在海灘或街頭時，我們只是普通的城里孩子，而不是反戰活動家。在我的記憶中，父母似乎并沒有因為打架責罵過我們，也沒因為別家孩子揍了我們而報警或找對方父母。相反，他們很欣賞這種難免帶點兒暴力的城市生活方式培養了我們積極、獨立的性格。

　　每次共同面對欺凌我們的人后，兄弟間的情誼都會更進一層。在激烈的打斗中，我們都知道大家會彼此照應。夜晚回到我們共同分享的房間后，我們會梳理這一天發生的事。由于過度活躍而精疲力竭的阿里通常沒說幾句話就睡著了。拉姆和我則會來回拋擲一只大象布偶。在大象飛越房間時，拉姆會說：“你不害怕那些人有天會殺了我們嗎?”拋回大象的時候我會承認自己的憂懼，但也會重復爸媽教給我們的話：“你不能逃避。逃了一次，下一次你就會更恐懼。”

　　通過這些談話和無數的游戲，我們放下了內心深處的恐懼，嘗試了競爭的極限。在大富翁游戲中作弊?那很正常，所以每個人都要仔細地盯著莊家。摔跤比賽中扭傷了手臂?沒關系，只要對方別哭就行。坐在別人胸脯上撓他癢癢?這不就是兄弟間干的事嗎?一次次的競爭、沖突、打斗和告解，讓我們了解了行為的極限，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誼。

　　“厭惡”是較為委婉地表達這一觀點的方式

　　如果你做得沒錯，那么遠離家庭和童年伙伴、踏入成人世界的初體驗，會促使你以全新的視角看待自己。這就是成長的煩惱與苦痛。

　　1975年我高中畢業，前往馬薩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Amherst)上大學。鑒于我的家族血統，我在那兒的許多段關系都無可避免地以爭執開場。我覺得這十分正常。但我漸漸發現，幾乎沒有人和我想的一樣。正如我大學時代最親密的友人之一安迪·奧萊姆(Andy Oram)所憶：“在遇見伊齊前我就已聽說過他。我從課堂還是什么地方回來，聽見走廊盡頭一個朋友的房間里傳來爭執聲。這個男人用短促尖厲的聲音大聲說，‘你錯了。你錯了，你自己知道的!’我探頭走進那個房間，想看看發生了什么，原來是伊齊·伊曼努爾這個孩子拼盡全力地在和人爭論些什么。我也喜歡爭論，這從不會讓我感到困擾。但我是極少數懂得爭論精髓的人之一。其他人卻只會因為爭論而產生許多不快和厭惡。”

　　“厭惡”是較為委婉地表達這一觀點的方式。事實上，我激起的這種不快感，已經致使有人在我宿舍門前放火，還有人徹夜打我手機。

　　當我回想在阿姆赫斯特的頭兩年是何等不快，我會發現，你越不想邁入成人世界，這段從家庭小天地到更廣闊世界間的轉型就會愈加痛苦。作為伊曼努爾家庭的一員，我本能地極力反抗。對我而言，阿姆赫斯特的問題并不在我，而在于其他學生：是他們太過保守，不愿提出關于人生的“重要問題”。

　　幸運的是，安迪是個非常好的朋友，他永遠都會耐心地聽我的想法，與我爭辯，也時常笑話我的天真。我的觀念發生轉變是在一個周末，他帶我去他位于紐約州北部的家中。我發現他的家庭遠比我的家庭更為保守、文雅。安迪和我要打上領帶與他寡居的母親共進晚餐。但盡管舉止斯文有禮，奧萊姆家庭卻也是一群思想活躍的人，他們的對談中總不時迸出思想的火花，但比伊曼努爾家晚餐時更斯文。這對我而言是種啟示：一家人可以不用大嗓門和臟話就展開激情四射的論辯。

　　安迪來我家時，我得以一觀外人眼中這個社區的生活狀況。在全家人的熱烈歡迎中，媽媽給了安迪一個大大的擁抱。

　　第二天早餐時，安迪受到了伊曼努爾家的全套禮遇。正如他后來回憶的那樣：“我從來不曾在餐桌上聽別人說過臟話或黃色笑話，而那一天，早餐開始不過5分鐘，拉姆就說了不下5次‘媽的’。阿里和伊齊大力擊打對方的肩膀，而他們的父親則在講一個瘋狂的故事，一個很長的黃色笑話：關于兩個以色列兒童想再要一個弟弟的故事。我這輩子從沒那么大笑過。這不只是因為故事本身很有趣，還因為它真的很惡心，很低俗，很瘋狂，還是在早餐時用一種就事論事的口吻被講述，桌邊還坐著伊齊的母親以及近乎陌生的我。這在我家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但在伊曼努爾家卻如此正常。”

　　和幾乎每個人一樣，安迪被我父親溫暖、真誠、隨和的性格深深吸引。而我的母親則讓安迪感到有些不安。“她看上去總是有點兒危險。”他回憶道。

　　事實上，我的父母都是那種會不斷向前推你、直到你回擊的人。這有些諷刺，因為他們在言行舉止上都明確表示，他們無法容忍欺凌事件，并希望我們盡一切可能勇敢對抗。但我們仍不可避免地會互相欺負，更別提外人了。事實上，伊曼努爾家莽撞激進的風格已經廣為人知，在最近的一次工作面試中，甚至有人一上來就問我，當工作需要時，我能否保持清醒理智的頭腦。

　　我知道這件事對聽說過我們的人來說不足為奇。每個人都知道拉姆是個暴脾氣的政治家，也永遠不會停止叫喊和咒罵。還有個根據阿里原型打造的HBO劇集《明星伙伴》(Entourage)中滿口臟話、激烈好斗、只會欺負人的好萊塢經紀人。但別人看來顯而易見的缺點，在自家人眼中卻并不那么明顯。

　　伊曼努爾一家還有什么共同的缺點?愛諷刺挖苦是一個。勢利眼是一個。但好在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壞毛病逐漸消退，同時，我們對成長過程中享受到的優越條件也有著愈加深刻的理解。

　　長大后，我們依然時常通過郵件和電話互相問候。每周聊天四五次對我們來說并不稀奇。而一整個禮拜不聯系卻會讓我們擔心他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步入中年后我才發現，兄弟姊妹成年后依然這樣頻密地聯系，在別人家中十分罕見。)同時，我們會一如既往地支持彼此。沒人比我的兄弟們更嚴厲地批評我，但也沒人比他們更忠誠、更支持我。我們之間建立起的這份情誼是牢不可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