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去長發，重新開始

鄭鈞離過一次婚。辦完手續后他去了銀行辦了張卡，第一次站在ATM前，一個按鈕一個按鈕摸索如何取錢。他又去了超市，琳瑯滿目的貨架讓他頭暈，原來再想當然不過的生活，突然面目全非。

“離婚了以后才第一次覺得自己像從夢里邊醒來了一樣。就像從一個鏡子中看到了真正的自己，各種缺點、毛病都出來了。之前都是被別人照顧著，都是別人為我著想，糊里糊涂的，你突然間醒了，發現這一切并不是理所當然的，才開始反省自己在之前這個夢里的所作所為，發現我原來是這么一個渾渾噩噩、讓自己覺得真的可怕的人。”

他遇見劉蕓的時候，還沉浸在“絕望憤怒自哀自憐”中。比他小16歲的劉蕓之前壓根兒沒聽過他的歌，對他的才華認知為零，只覺得“這個人的頭發怎么那么長，還扎個辮子”。介紹他們認識的是樸樹的太太吳曉敏，她鄭重其事地對劉蕓說，“哎，你不懂，他們的頭發不是頭發，是精神。”

劉蕓對他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樣，他卻對這個“事事兒”的小女孩一見鐘情。后來他形容這個性格開朗但脾氣火暴的愛人，“烈日當頭，四季如夏，令傷感無法招架”，他陰郁糾結的文藝范兒在她的陽光燦爛面前壓根兒沒戲。戀愛一個星期后他就照劉蕓的意愿剪去了伴隨多年的長發，這個新開始，簡直有些儀式的味道。

他開始學習管理自己，照顧另一個人，有話好好說。他也試著操練起以前最不屑做的表面功夫，比如送花，情人節扔一枝沒有任何包裝的玫瑰在副駕上就讓劉蕓開心得搖頭晃腦，他才覺得，這些世俗的肉麻事情偶爾也可以為之。劉蕓曾是個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朋友聚會時一個不開心，起身就走人，和年少時的他任性得異曲同工。他什么都讓著，成天一張溫婉的笑臉，“也許就像大師說的，她就是我的修煉。”

“我以前特別不會跟人相處，不管跟媒體還是跟周圍的人。后來我發現發生矛盾的原因是因為我總想改變別人，而那是一件特別難的事情。唯一的辦法是改變自己，之后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因為改變自己是你能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情。”

兒子的出生讓他喜不自禁，“孩子是一面鏡子，能照到你人生美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站在兒子的床前，他才意識到自己曾是一個多么糟糕、自私的孩子，他覺得對不起母親。“今天我愿意給我媽媽更多的時間，這是最好的禮物。以前不會專門想著該給她打個電話了，和她說話呢也特別不耐煩，‘什么都挺好的’，幾句話就掛了。人老了是會啰唆一些，打電話她一聊起來可能就一小時或者兩小時，就聊唄，她高興就完了。”

他媽媽是大學理論力學教授，清苦安分。小時候他們住在干部大院，電視機剛出來的時候誰誰誰家又添了一臺，哥哥格外羨慕，纏著媽媽說也想要。“媽媽什么都沒說，只說，行。晚上抱了一個電視回來，兩千多塊錢，當時她的工資才五十多塊錢。她不會說‘咱們家沒錢’，你想要這個，沒什么大不了的，我借錢我想辦法，放那兒你自己審視一下，你真的想要那么大、那么貴一個玩意兒嗎？你真高興嗎？她是讓你自己去體會。不合適，當晚就去退了。”

媽媽獨特的教育方式讓他從小就覺得，錢，怎么都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兒，良知、真誠、友誼和親情遠比它來得重要。最窮的時候他睡過公園、每天吃一個煎餅果子，一點兒也不驚慌，五花馬千金裘的日子也有過，唱片賺的那100萬他統統花了，拿去旅游買吉他，還在北京買了160畝的地，和朋友們一起自由歡聚。“錢這東西你拿著不用它，它就是紙，誰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時候？明天‘哐嘰’就死了，有什么用啊？如果你把物質財富定為人生目標，那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

自由職業者之路

鄭鈞把自己定義為自由職業者，“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職業，但是我干的事情，第一都是我喜歡的，第二都是創造性的。我想用創造性的方式帶給這個世界一切之前從來沒有過的東西。”

他現在還有個頭銜：“北京漫動時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藝術總監”。鄭鈞正襟危坐和人談判的情景，著實讓人有些難以想像。劉蕓為他準備了休閑西裝，他死活不愿意上身，折中的辦法是半正式的夾克配襯衫，下面還是牛仔褲。老美們后來看了他的演出，發現這位合作對象是個貨真價實的搖滾明星，脾氣還真不錯。

這部3D電影為中國動漫界或者電影產業會帶來怎樣的意義，那是后話，對鄭鈞而言，它更像是他搖滾生涯的一個分叉。“我還是‘主唱’，負責大方向和創意。商業團隊和搖滾樂隊相當神似。” 此外，他覺得大學里學的那些對外貿易、企業管理知識，還有打下的英語基礎，現在總算都用上了，頗有點圓滿。

到美國后，鄭鈞第一件事就是買了把吉他放在家里，“不然我有點兒無所適從”。音樂始終是他可以出發的原點，不是職業，而是一種生存和表達自己的方式，一種與外部世界溝通的必要媒介。他離不開舞臺，不管身體狀況如何，只要上臺開口唱幾句，他一定能進入身體記憶中的狀態。他喜歡閉著眼睛，丟開所有的社會身份，忘了鄭鈞是誰，讓音樂的頻率和心靈的波段碰撞，“歌者和聽眾都在非常真實和真誠的狀態下”，那種盡興總能給他一種超乎尋常的力量。

鄭鈞一次和一群老朋友喝酒，其中一位突然說，“這些年我最驕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都沒有同流合污，沒有放棄自己，沒有妥協，還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也感慨起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幫老哥們兒還能坐在一起喝點兒小酒，聊會兒天，挺好，挺高興。”

他覺得這就是一種搖滾精神：想干嗎就干嗎，不用阿諛奉承什么人，喜歡或者不喜歡，都可以直接開口說，過著一種真實自然的狀態。沒那么多迷惘失落了，他就寫平和快樂些的歌，真誠地記錄下此時此刻想表達的東西，雖然痛苦容易共鳴，幸福難以共享。人生的激流險灘轉過去了，來點細水長流也不錯。他還惦記著剛買的三室兩廳式的巨型帳篷，什么時候一家子一起去郊游，每人頭上掛一盞礦燈，夜里也可以撒歡狂奔。抬頭望，世界澄明如鏡，好風如水，明月如霜。

汪峰：搖滾就是敢說別人想說的話

汪峰最近的形象頗有上世紀70年代的風范：蓬松高聳的背頭，每個月小心翼翼用4瓶發膠維護著，短夾克緊腿褲，配上锃亮的尖頭皮鞋，盡量架著墨鏡，“我覺著這樣方便，合適。”他對造型頗有心得，化妝的時候順便指導鄭鈞的化妝師，“眉毛太濃了……頭發抓亂點兒，額頭得露出來。”

雖然演唱會即將開鑼，他還是煙不離手，也不忌辣。今年的主題還是“信仰”，這是他一直以來都熱衷的話題。所以在他的音樂里，往往充滿了對內心無盡力量的追求，對未來百折不撓的期許。你總覺著他在張望著一些遠方的什么，雖然現在還可望不可即，而且宏大到難以一一落在具體的細節里。

最近他的新聞不少，卻都頗讓他煩惱。比如在香港機場為把吉他帶上飛機的問題發了一頓火，一是為了最后一班飛機最后兩個座位著急，二來也是真心心疼吉他。他和鄭鈞認識這么些年來，彼此都覺得精神層面互通了解，聊的反而多是技術性的問題，前一分鐘還看他給鄭鈞遞上一套Burberry的童裝，轉眼兩人又說起了吉他。“在美國的時候他們帶我去看吉他，見我瞧不上眼，一人把我帶到里面的小房間里，就廁所那么大，墻上掛著的那些吉他，好家伙，每臺邊上都按了臺加濕器，10萬人民幣起價。”他買了一把。

又比如《春天里》的翻唱風波，他苦口婆心解釋了一圈又一圈。可能因為總是在思考一些形而上的問題，汪峰始終給人一種繃得緊緊的感覺，像是頭上有根線被提著。他太講求規則，也希望周圍的人同樣遵循秩序，什么事情都想一五一十說個究竟，難免會像一支繃在弦上的箭。現在全北京地道里的流浪歌手都開始唱這首歌，汪峰為此很是高興，隨即嚴肅地說，這首歌蘊含的哲學含義跨越了階層，表情更像是一位學者。“真正擊中人的是其中對于生命真正的思考，這種思考是不可以放在嘴上的，不然就成了特別無聊的事情。搖滾就該把別人想說但無法總結出來的話、不敢說或者說了也沒人聽的話唱出來。”

汪峰覺得自己現在心態不錯，已經不會被任何事逼進死胡同，也不會輕易感到困惑。他還是想認真地談談信仰，想把人云亦云的1000句話濃縮在10句里，用旋律表達自己對這個社會的理解，并且希望能夠直指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