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來被認為是一個典型的農業文明——不過，也許我們很快就將見證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到來：有史以來第一次，居住在城鎮的中國人將超過農村人口，很快就將不再是“農村包圍城市”了，而這個時刻最遲將于2013年到來。

有些靜悄悄發生的事件往往比震動一時的突發變故更能決定歷史的進程。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年初以來國務院連續發文要求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督促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城市化進程，加大力度改造城市棚戶區。乍看起來，這似乎只是“又一個”類似的文件而已，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是正式宣告中國城市化步入快車道。

在晚清落后于世界之前，中國曾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經濟體，但其城市化程度卻長期偏低——19世紀中葉僅有6%的中國人居住在城市中。人口流動性很小，人們大多數都面朝黃土背朝天，生活半徑不超過5公里。1949年后因為城鄉戶籍的二元分割和上山下鄉，一度還出現了一種“逆城市化”的進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國家的重心一直被認為是在農村而非城市。

確切地說，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大躍進起始于1978年：伴隨著大規模工業化的推進，中國內部出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人口流動，尤其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由此出現了持續至今的“民工潮”。工業化、市場化、自由遷移和城市化四個進程緊密相連，它們共同的本質都是使人背井離鄉并以個人身份和能力去開創無法預知的生活——而這通常意味著開放的機會。

這一力量的釋放令人炫目：中國開始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城市化——按照美國學者邁克·戴維斯的估算，僅僅在上世紀80年代這十年，中國所增加的城市居民人數就超過了全歐洲（包括俄國）在整個19世紀增加的城市居民數量！而此后至今的20年間這一速度還在加快。然而即便如此，直到2000年，中國的城市化程度（36%）甚至還略低于荷蘭1800年的水平（37%），英國則在150年前便已實現了一半人口城市化的目標，美國則在1920年城市人口首次超過鄉村居民人數——中國與它們的差距動輒都是一兩百年的。

城市對一個國家各方面的拉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以至于社會學中有時將現代城市設想為一個“增長引擎”——現代社會常被視為負有不斷增長的使命，而城市就是它的最主要動力源泉。人口的密集使得社會和信息交流更便利，更易于推動知識快速更新速度，而大量人口流入城市的進程，又催生了大量機會：想想僅僅是為這些人提供住房、工作、吃飯、就學、交通等基本生活條件，就要帶動多少行業的大幅度發展。以中國現在偏低的城市化水平，未來20年中國每年至少有1000萬人要進城，這其中蘊含的機遇幾乎是無窮的，足以促使中國經濟再穩定增長至少同樣長的時間。

如今每到一個中國城市，總會看到同樣的一幕：四處都是建筑工地。如果說全世界有一半正在施工的吊車、腳手架出現在中國，大概并不算夸張。各地都在大干快上，差不多每個稍大一點的城市都有新城區在建設，同時大片舊城區被摧枯拉朽般地拆除。前兩年在重慶看到好幾公里的沿路兩側房屋都被拆得只剩一堆瓦礫，讓我這個外鄉人幾乎以為這個城市剛剛經歷了一次地毯式轟炸。
太快的步幅總不免帶來一些副作用，例如飽受詬病的野蠻拆遷和房價暴漲，此外還有不少人擔心這將是一個以犧牲農民為代價而發展起來的城市化。確實，就像炮火過猛會出現附帶性損傷一樣，高強度四面開花的城市化也會，在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也出現過，但這仍是屬于可以在發展中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正是由于近些年來城市發展中浮現的問題，使業主維權作為一種公民自我意識增長的現象，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世人眼前，這也可以說是“壞事也能變好事”。

農村是否能從城市化中得益，肯定是另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城市正在為農村里的年輕一代提供更多自由發展的機會。而世界歷史也已證明：農業現代化必然意味著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務農（因為機械化不需要那么多勞力），而由此疏散出來的人口最終還是得進城。解決三農問題，必須跳出農村本身。近代中國士紳的城市化曾導致上流階層逐漸疏遠并擺脫農村事務，這為今天提供了一個危險的教訓。因此在強調加快城市化的同時，國務院同樣強調增加農村本身的造血功能以及城鄉的統籌協調發展。城市化也許會給農村帶來一些問題，但它也更可能是匡救之本。

從歷史上看，城市化是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一旦啟動，通常就是不可逆轉的。它將推動著每個人去自發尋求自我發展的機會以及一種公民權意識的增長。所謂“城市化”，不僅僅是城市多蓋幾棟樓的問題，甚至也不僅僅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問題，它也意味著社會的整體向前發展。這個過程也許沒有轟轟烈烈的事件，但累積起來卻是一個偉大的故事，并且是一個關系到每個中國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