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還不清楚，發生在日本東北部的超級大地震將意味著什么——是一場短期的災難、一次昭示著日本衰落的重擊，還是一個新日本分娩的陣痛？

最容易評判的當然是短期內的經濟損失和災后重建，雖然對其數額的估計值從占日本GDP的1%到20%不等，但幾乎所有人都相信，對于日本這樣一個龐大而富裕的經濟體來說，這并不算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問題。最經常被人舉證的就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例子：這場地震造成1000億美元的損失，但18個月后，神戶的經濟就恢復到了震前水平的98%。雖然地震危及了日本生產的全球供應鏈，同時對經濟重建的預期又拉抬了日元匯率，但似乎很難說這將是不可逆的轉變。

這次事件真正的打擊是心理意義上的：它摧毀了人們心理上的安全感，折射出日本的成功和現有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一個多么脆弱的基礎之上；它也打破了“日本核電站技術是絕對安全的”之類的一系列神話，使人們驟然感覺暴露在一個高度風險的社會之中。甚至對鄰國人的心理也有影響：地震的災害使他們同情日本人，但核輻射造成的恐慌則使他們對日本避而遠之，這種恐慌心理至少在數年內會對日本農產品出口造成致命打擊，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日本人的孤立感。

在此之前，日本列島實際上已經籠罩在一種逐漸趨于內向的自我孤立之中。和1955～1975年間經濟蓬勃發展時期大批日本人出國考察（所謂“昭和遣唐使”）不同，現在的日本國民心態日趨內斂和懷舊，年輕人出國意愿匱乏。其溫和、不主動、進攻性很低的集體個性，使作家深澤真紀在2006年杜撰出“草食男”一詞。可以說，日本在國民心態上已經放棄了當一個大國，而更期待日本成為一個“大號的瑞士”。1839年法國詩人拉馬丁曾說：“法蘭西是一個自感厭倦的民族……你們已令這個國家失去了行動的能力。”這句話用于形容近年來的日本，其實更為合適。

但地震表明，即便是想成為瑞士，日本也不可得——更何況是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次危機暴露出一大堆問題，使得其中的一個老問題變得愈加迫切：日本政治中領導力的缺乏。雖然日本平民在這次災難面前鎮定有序的表現令人肅然起敬，但很少人對日本政治領導層的表現也有如此深刻的印象。“福島50人”那令人動容的事跡不如說進一步凸顯了日本組織結構中常有的問題：堅定的底層成員和完善的細節，但大局戰略上卻漏洞百出。開始那幾天確實也有國外觀察家表揚日本政府的表現比1995年阪神大地震“強上幾光年”，但在核泄漏事故之后，聽到的就幾乎全是批評的聲浪了。

這些批評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菅直人首相本人的能力和政治生命、整個系統的指揮混亂和救援不力。菅直人的支持度本來已跌到幾乎不能更低，一次不期而至的危機原本可以成為扭轉頹勢的大好機會——但前提是他不能搞砸了。他似乎沒能抓住這次機會：公眾對政府的表現十分失望，大多是“這屆政府真沒用”、“糟糕透頂”的評語，《每日新聞》直言不諱地說首相與核安全官員、東京電力公司之間的協調“非常糟糕”，最后首相決定增派自衛隊時又爆發內部爭執。人們嘲諷政府總是發表樂觀信息，但情況卻越來越糟，一名官員甚至說“這場災難六成是人為造成的”。

在這樣百年不遇的大災面前，批評幾乎是一定會有的，而且指責的內容也大多如此：沒有積極反應、缺乏溝通、不夠及時、人員和物資不足等等——總之，太慢、太亂、太遲、太少。正因此，雖然批評很多，但菅直人的支持率在十天內還是從20%上升到了36%。不過，菅政府的應對無疑本可以更好，這些批評中所說的問題也是真實存在的，公平地說，這是日本政治結構中由來已久的問題。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已有人提出過“日本病”的概念——其特征是面臨各種社會經濟難題，政治上卻麻木無反應。

日本人自身當然也對此知道得很清楚。這也是為什么在忍受著“經濟衰退時期溫和的政治管理”的日本人，又將主張變革的民主黨推上了臺——但他們很快失望地發現，民主黨其實只是又一個自民黨，換湯不換藥。這個仍然同倦怠癥作斗爭的國家似乎陷入了一個無法振拔的泥潭，五年換了五個首相，每一任都是在剛上臺時被寄予很高期望，但三四個月內支持率就直瀉到幾乎跌停為止。有位拉美政治家曾說：“政策需要時間才能顯示出結果，可是民主不給你任何時間。”話雖這么說，但其他民主社會也沒有出現日本這么嚴重的領導力危機；而頻繁更換也沒換上一個更具領導力的政治家，反倒被巴西總統盧拉嘲笑說，他只是上了一下洗手間，回來詫異地發現日本已經又換了一位首相。

多年來，一直有人不斷指出，日本面臨著明治維新、二戰戰敗以來的第三次決定性關頭，需要“第三次開國”。右翼對此鼓吹得尤其響亮。這也是為什么在地震發生三天后，右翼政治家、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聲稱地震是對日本的天譴，國民應深刻反省，有必要利用此次海嘯將日本人長年積累的私欲污垢沖刷干凈。當然這一不當言論招來海嘯般的批評，迫使他第二天就鞠躬道歉，但確實表明了他試圖以此為契機來開創一個新的日本。

變革是可能的，問題是：那是什么樣的變革，又怎么做？天災極大地緩和了日本此前的外交困境，之前為領土爭端和日本吵得不可開交的中俄兩國均派出了救援隊，連朝鮮也極其罕見地向日本紅十字會發來了慰問電。而在內政上，重建也可能進一步激發國民的自律和團結精神。雖然菅直人首相多年來一直強調日本必須重新投身于對外開放，但有必要強調的是：決定其他變革實現的，是對日本政治結構的變革能否成功。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這場地震究竟意味著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的政治家們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