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華結束后在香港等待回國的航班時，英國財政大臣喬治· 奧斯本對記者說，中國之行令他印象深刻。他在東方看到了英國曾有的精神：“我確實認為，這個國家有理想、樂觀精神和‘積極進取’的態度，體現在維多利亞時代和我們歷史上的其他時期。”相比起來，英國則已成了“歐洲病人”，“不知道是什么時候，我們聽任英國工業的某些偉大之處萎縮衰退”，如今“金融危機已經把我們降級為二流國家”。

唔，對于這番話，中國人聽了或許會高興（喜歡聽嗎？還有很多類似的），在我們以往的報道模式中，這種對我們成績的肯定常加入“哀嘆”或“連……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的句式，似乎這最能真實地說明中國在“一天天好起來”。但是，也別太當真了。

像歷史上反復出現的那樣，抱怨衰微的用意通常總是為了呼吁復興與重振。奧斯本之所以批評英國的種種失敗，那主要畢竟是說給國內聽的：看看，得打起精神來了啦！老實說，英國人大概不大會在意他這番苦心，因為按英國作家E.M.德拉菲爾德的話說，英國人的四大信條之一就是“英國正走向滅亡”，那是慣常拿來說笑的話題，而是憂國憂民的沉重關懷，那樣不免太缺乏幽默感。當然，政治家不能不做做振臂高呼的樣子，不過，那大概也僅此而已。

每個國家在遭遇到問題時，大多都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別人身上，乃至進而“禮失求諸野”，認為自己已失落的東西反倒在某個異國他鄉完善地保留著。與奧斯本所言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這些年來，托馬斯· 弗里德曼也常喜歡說中國體現了美國已失落的那種開拓進取的美國精神——嗯，你沒看錯，作為美國人，他認為如今中國那種亢奮的表現是美國精神而非英國精神。我猜想，如果現在中日關系那么那么僵，換個日本政治家來中國看看，可能他也會覺得中國比當下的日本更像戰后初期狂飆突進時的那個日本。

說來或許令現在的人感到啼笑皆非：晚清時出訪歐美的士大夫在贊嘆西方國家富強文明、朝野祥和之余，也認為那幾乎像是重現了中國遠古的“三代之治”，發揚光大了中國已失落的精神。如張德彝《航海述奇》：“英國刑無極刑，罪無殺罪，最重者止于絞。由此觀之，刑書不必鑄，酷吏不可為，饒有唐虞三代之風焉。”曾國藩之子、精通外交的曾紀澤之《出使英法俄國日記》：“觀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華；觀今日之中華，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廢巧務拙，廢精務樸之一日。”似乎在他看來，學習西方和重返黃金時代（所謂“復三代之治”一向是士人的無上理想）全無矛盾，都是重歸淳樸的精神而已。不僅洋務派如此，連一直被認為是偏保守的劉錫鴻，在出使英國后也認為英國“所以富強者，準繩乎仁義之中”（《英軺私記》），好似那會的英帝國正是按儒家理想來治國的。甚至當時的日本人都有類似的看法，幕府末期的名儒鹽谷宕陰就曾說：“三代圣人之學，亡于中土，而存于歐米。”

這些與其說是事實或肯定，不如說是對自己匱乏的一種哀怨和投射：相信自己處于一個退化的時代，而早先黃金時期失落的精神已在別的時空。要想證實這一點，人們都有很大的本事，因為人的心理常會自我暗示：別人現有的某些精神，正是自己所缺乏的。? ?

因此，正如晚清時中國人眼里所看到的只與中國人有關（那時的英國人要是知道中國人認為他們頗有堯舜時代之風，不知是何感受），英國人說要“找回積極進取”的英國精神，實際上也和現實中的中國沒多大關系。只不過這么說的一個好處是：如果那種“精神”曾經是自己有過的，那么現在重新輸回（仿佛這能從中國重新進口似的），學習一下，也就沒什么可恥的了。

話說回來，那個所謂的“英國精神”是否曾經有過，也是個問題。早在四十年前，馬丁·維納就曾批評：以人文教育為核心的英國紳士教育造成了半吊子資產階級革命，也是現代化的絆腳石。按他的觀點，英國雖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但對“工業精神”其實一直存在強烈的抵觸情緒。其觀點固然可議（魯賓斯坦等對此就有反擊），但確實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其實并不矛盾，一個新生事物往往在其發源地遭受的反對、批評和反思最多，就像一個物種在其起源地的天敵最多，因為這是生態系統的平衡所設定的。 ?

奧斯本所說的“英國精神”或許更接近斯賓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描述的那種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有著巨大能動性的生命感，將生活視為不間斷的運動，充滿了征服與奮斗，積極進取，因為對他而言，生活就意味著不斷開拓并贏得勝利。但這從來不是“英國精神”的全部，最多只是其中的一個面向，對工業化乃至工業精神的批評反思，同樣是重要的“英國精神”。如果奧斯本認為英國人如今要從中國人身上學習的是前一個“英國精神”，那么，或許中國人要向英國學習的是后一個“英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