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普通國人注意到中亞，通常是因為那里的壞消息：比如阿富汗綿延不斷的戰爭，以及不久前吉爾吉斯全國性的騷亂。乍一看，這是個令人絕望之地，符合所謂“破碎地帶”的定義：內部不穩定，外部有多個國家試圖控制該地區。確實，關于美俄在中亞或明或暗爭霸的地緣政治話題多年來始終不衰——這是一百年前“大博弈”（Big Game）的延續，所不同的只是美國取代了英國，并且據說現在還有第三家加入：中國。

與美俄不同，中國無意在這一地區伸展自己的肌肉，至少，美俄在當地都有軍事基地，但中國沒有，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有。當吉爾吉斯內部騷亂時，臨時政府曾先后提議請俄羅斯和美國出兵干預，但都遭到婉拒——不過，它甚至根本沒有邀請北京介入。在許多觀察家看來，這次內亂也是測試各大國力量和態度的一塊試金石。和以往一樣，北京行事低調，繼續忠實遵循長期奉行的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只撤僑1，299人，并送去500萬元援助物資。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由此推斷“中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在該國顯示自己的威力，盡管存在重大利益”；美聯社更是毫不客氣地聲稱中國是輸家之一，北京“已被拒于俄羅斯和美國提出的解決吉爾吉斯斯坦問題的政治和軍事方案的大門之外”。

但克制和無力是兩回事。單看數字就能感受到中國與中亞聯系的持續加深，2009年中國從中亞五國進口68億美元，出口166億美元，分別是2001年的7倍和34倍。不知不覺的短短數年之間，中國已成為這些國家數一數二的貿易伙伴，且仍保持迅猛的上升勢頭。雖然這次吉爾吉斯內亂中兩國貿易短暫停頓，但中國商品的位置卻無可取代，民眾對中國的經濟需求程度已高于俄美。
這種狀況在20年前幾乎是無法想像的。當時中亞屬于前蘇聯的“內政”，不容任何人染指，何況中國當時自身經濟實力都很弱。前蘇聯的解體為美中都提供了深入中亞的機會，但它們選擇的路徑各異：美國著重以反恐為契機，在中亞建立軍事基地，填補地緣戰略的真空地帶，帶有濃厚的軍事、外交主導色彩；而中國則強調睦鄰友好和平互利，以經濟（尤其能源）為主導發展全方位合作。這種低調實干的風格頗能打消對方的疑慮——實際上，若非如此，對中國擴展影響力一向深具戒心的中亞各國恐怕不會那么快擁抱中國。

中亞（尤其是里海地區）所蘊藏的能源早已有人將之稱為“第二個中東”——需要補充的是：在政治紛爭的意義上恐怕也是如此。能源和礦藏使中亞愈加成為關注的焦點，而大國的競爭則為當地各國提供了自主選擇的余地。中國首次實施天然氣管道計劃已是2003年6月——比英荷殼牌與土庫曼洽談天然氣協議晚了10年；但歐洲人設想的納布科管道要2011年才啟動，而中國規劃的管道在2007年起修建，兩年多后便宣告完工。

在各大國的戰略藍圖中，中亞都是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對俄羅斯來說，“南下”在兩百年來一直是不變的重要戰略，而那必然經過中亞；美國則著眼于當地的安全局勢，因為“9·11”之后的美國有一種心態，也就是將無法控制的事物視為威脅。美俄在當地的共同特點之一則是，一支衰退的力量正試圖以更經濟的方式利用其有限的能力。俄羅斯的影響力雖有所恢復，但早已不復當年；而美國，在打了9年阿富汗戰爭后，多少已感覺疲憊，奧巴馬解除美軍駐阿富汗最高指揮官職務只是露出水面的跡象之一。

因此，對中國來說最關鍵的是，沉住氣，少犯錯，并為當地提供一個可實現的機遇。這個機遇不但要鼓舞人心，而且應當使所有各方獲益，因而能受到普遍歡迎。實際上，正如中國人一貫的行事作風，這個戰略藍圖已經不聲不響地啟動了，也即所謂的“新絲綢之路”。

這個名字暗示了復興的可能：沿線的中亞各國無疑都記得祖先的輝煌，在中古時代中亞商人幾乎壟斷了以中國為起點的絲綢之路的貿易；直到16世紀之后中亞才逐漸衰落，并被歐洲人發起的海上貿易通道完全邊緣化了。今天中亞五國的GDP合計只相當于一個北京市，其中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三國的人均GDP僅及新疆的1/3。如果一個以現代鐵路、公路和管道運輸的陸上交通網絡得以建成，那不僅將有力地與海洋路線競爭，更重要的是將極大地推動沿線人流和物流的交通，帶來復興和繁榮。到那個時候，中亞將不再是蠻荒之地，而是歐亞之間的中轉站和貿易走廊。

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在地理上中亞處于歐洲、中東、東亞、南亞這幾個經濟中心之間，在歷史上，它要么是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要么就什么也不是。如今中國與歐洲、中東的貿易額連年猛增，甚至互為最大的貿易伙伴，而這數千億美元的貿易額卻只有不到1%是經過中亞運輸的，雖然陸路運輸在距離上遠比海路要短。東亞和中東現在是世界上資金流動最快的地區，而中亞正位于這兩者所構成的新貿易圈的中間。中國的一項遠景規劃就是從新疆修筑鐵路，穿越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斯坦，連接阿富汗的銅礦產地，抵達巴基斯坦的瓜德爾港，在那里可以運送中東的石油和貨物。這條路線將有利于各方，無怪不久前一份美國的報告《阿富汗的制勝關鍵：現代絲綢之路的戰略》也將戰后阿富汗的希望寄托于這個新絲綢之路交通網。

打造這個網絡最大的困難不是資金、需求和崎嶇的地形，而是所穿越的中亞各國的政治局勢。如果人們不健忘的話，跨中亞貿易在17世紀的衰落，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動亂。如今吉爾吉斯和阿富汗的政局動蕩也將直接威脅和梗阻這條通道。沒有交通，阿富汗地下所蘊藏的價值1萬億美元的礦藏就不可能變成財富，那最多只是數字和幻覺。對北京來說，不必人為去強行加快構筑這條新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是逐步達成這樣一個共識：這將是中亞得到拯救的希望。那時，各國都將是贏家，中國當然也是；如果各國是輸家，那么中國也不可能成為唯一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