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戰略家布熱津斯基一年前曾說，當下新興大國有3個崛起：和平地崛起（中國）、好斗地崛起（俄羅斯）以及吹牛地崛起——這指的是印度。印度政治人物確實向來喜歡驚人之語，北京奧運會前夕就有人說過獎牌數要超過中國，雖然這并未實現，但并不妨礙他們許下另一個宏愿——把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辦得比北京奧運會更好。不幸，現實又一次無情地戳穿了這一泡沫，緊隨其后的廣州亞運會又使印度相形之下更顯不堪，很難不讓人再次把中印這兩個大國進行比較。

2003年獲得英聯邦運動會舉辦權時，印度舉國歡呼，將之視為展現印度“政治制度的進步和經濟的騰飛”并正式向世界宣示自己崛起的最佳契機。為了展現一個“新德里的榮耀時刻”（Delhi's moment of glory），這些年印度政府確實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造計劃，甚至下令驅逐35萬有礙觀瞻的街頭攤販，然而隨著賽會日期臨近，幾近癱瘓的組織工作卻已成為一次“巨大的公關災難”（a huge public relations disaster）。印度等來的不是西方媒體的贊譽，而是近年來罕見的如潮惡評。

確實，該出問題的地方都出問題了：預算從最初的4.05億美元飆升至23.5億，如果包括基礎設施、安保等費用，總開支預計達150億美元；大幅超支也罷了，工期也一再延誤，當人們極度擔心賽會能否按時開始時，印度政治家卻說“這只能祈禱了”。在開幕前的一個月里，又發生了一連串壞消息：主體育場部分屋頂坍塌、修建中的過街天橋倒塌、游客遭到恐怖襲擊、登革熱等熱帶疾病的威脅、貪污腐化的丑聞、運動員村建筑現場到處是瓦礫和人類排泄物，甚至當初主辦權也被曝是付出700萬美元賄賂后得到的。許多參賽國出于對安全和健康的擔憂都推遲運動員抵達時間，許多優秀運動員干脆宣布退賽。組委會發言人辯解說：新德里運動員村“也許是史上最佳的”，至于衛生狀況，“每個人的標準及定義不盡相同，西方人的標準和我們的標準有所不同”。而印度城市發展部長則輕描淡寫地說：“不應夸大這些小意外。”

這些發言招致了更多批評，而抱怨最多的是英聯邦中最富裕的那些成員：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蘇格蘭、英格蘭。澳大利亞人公開呼吁抵制（原因之一是“不想看到另一個慕尼黑”，為此澳大利亞不得不宣布增派安全官員），甚至抱怨一開始就不應該讓印度承辦。英國《金融時報》也罕見地批評“印度準備得一塌糊涂”，說“考驗印度按時順利完成基礎設施建設的能力是項冒險的舉動”，因為麥肯錫和世界銀行調查顯示，“印度絕大多數大型項目均超時超支”，而領導不力又使各類問題井噴。

事件逐漸演變成一個國際笑話。有人說，干脆把英聯邦運動會辦成遠程的算了，大家打call center匯報成績；甚至印度農業部長也譏諷說：傳聞組委會主席不堪批評，決定上吊自殺，但可笑的是屋頂也塌了下來，還是沒死成。許多印度人尖銳批評這是“國恥”（national shame），《印度時報》采訪了新德里民眾，97%的受訪者認為，英聯邦運動會組織者損害了印度的國家形象。

不巧的是，新德里英聯邦運動會又與廣州亞運會只間隔一個月，世人很難不去比較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尤其印度此前還一直喜歡把這屆賽事與北京奧運會相提并論。印度歷史學家博里亞·馬宗達直率地批評：中印在舉辦世界盛事方面的差距遠比GDP差距更顯著，在他看來，新德里的英聯邦運動會連北京奧運會的2%都趕不上——不清楚他這個比例是如何得出的，但他所想表達的意思是再清楚不過了。即使廣州亞運會只有北京奧運會一半精彩，那也比新德里的英聯邦運動會好上24倍了。

格林斯潘曾評論中印“兩者的區別并不在于中國有何作為（中國做得出色是有目共睹的），而是在于印度的無作為”，按英國《金融時報》的批評，這次賽事組織“暴露了印度與中國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無疑地主要體現在行政效率和組織能力方面。賽前的一個小插曲再好不過地詮釋了這一點：由于運動員村遲遲未能清理干凈，新西蘭隊不得不自行雇人清理自己的片區，其高效工作甚至讓印度組委會考慮請他們幫助清理其他住宿樓。

作為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印經常被相提并論，雖然兩者除了人口規模之外幾乎沒有什么相似之處（20年內印度最有可能追趕上中國的領域也是人口規模）。在觀察中印發展時，世人常常下意識地將這場“龜兔賽跑”看成是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競爭，但這很可能卻是最具有誤導性的。民主政治與社會經濟發展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而且這種觀點也忽視了塞繆爾·亨廷頓的告誡：“國家之間政治上最重要的區別，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有些國家政治上體現了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組織、效率和穩定，而有些國家卻缺乏這些特性。”

理解中印之間的差異，最好采用另外一個視角：中國具有悠久的“強國家”傳統，而印度則歷來是一個“弱國家”。所謂“強國家”，是指國家有能力貫徹其意志而不遭到社會反抗。可以說，兩國政治中的許多優缺點都產生于此：強國家使中國能迅速高效、有組織地推進變革，但也因此出現了野蠻拆遷等現象；而印度的弱國家使得國家作為一個行為主體缺乏干預能力，常常表現得低效率、無組織，甚至無政府，然而這也使得社會力量能有足夠的、不受壓制的生長空間，甚至發展出與國家相抗衡的能力。

“強國家”與“弱國家”各有利弊，沒有必然的好壞之分。美國也是典型的“弱國家”，但它有一個高效、有組織且活躍的社會力量，因此尤伯羅斯這樣的民間人士也能不靠政府力量，成功辦好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這是印度不具備的條件。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實際上普遍在加強國家的管理職能，美國也不例外。德國和俄羅斯是由強國家走向民主的樣板，相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在于：弱國家、弱社會、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同時存在——最典型的就是拉美、非洲和菲律賓等國。
印度人并非不了解自身存在的問題。在獨立之初，英國的貝文勛爵給圣雄甘地的信中就說道：像印度這樣一個有18種語言，500種方言，30種宗教，100萬男神和女神，3億人口（現在已飆升到十億多）的國家，是不能夠治理的。印度政府的效能下降，在政治理論上是一種治理危機，所謂民主的“多元停滯”（pluralistic stagnation），它因此成為一個“上行下不效的國家”（a failing state）——雖然并非完全失敗，但上層的領導卻無法貫徹其意志，推動變革。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2006年在獨立日全國講話中委婉地承認了失敗：“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國的今昔。當打量它們的時候，我在懷疑我們是否發揮了自己的所有潛力。”

實際上，中國和印度都應當反思自己的問題，相互學習：在享有高效、有組織的治理時，中國人也希望避免野蠻拆遷等問題，促進多元文化，鼓勵社會自發的生長；而印度則更需要切實加強治理效能。印度學者莫漢·古魯斯瓦米曾恰當地概括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要求中國從管理走向民主，而印度經濟發展要求印度從民主走向管理。”這一建議或許將改變地球上40%人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