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下一盤很大的棋”常被玩世不恭的人們用于譏諷和戲謔，但恐怕很難否認的一點是：政治家確實需要大格局的眼光，而一個國家也確實需要某種國際政治的戰略布局（盡管這一般是大國才要操心的游戲），否則大概不免會有近憂。

然而正如老生常談的，內政與外交原本連為一體，這在近年來的美國政治中表露無遺。與前任小布什相比，奧巴馬其實原是一個國際政治興趣寡淡的總統。不要忘記，他之所以當選，靠的是口號中提出的“Change”——那改變什么呢？自然是將小布什時期勞師遠征、重視外交勝于內政的做法顛倒過來，盡快平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勢，好抽身回來干好美國自己的事。當世界警察固然不壞，但在大多數選民看來，那畢竟是在自己過得好的前提下才有余力去干的事，否則誰有那么好的興致？

因此，雖然世人常誤以為這個不時將“希望”、“改變”掛在嘴邊的奧巴馬是個理想主義政治家，但事實證明，此君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他不會像小布什那樣憑著一股西部牛仔精神蠻干到底，而是在發現世界沒那么容易改變后，悄悄地妥協了。他知道如何罷手。就像他在選舉中小心盤算著兼顧到盡量多的選民一樣，在現實政治中他也不斷調整自己的目標。

盡管受人詬病，但不能不說，他最初干得不錯：那時他的重心是結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苦戰，而且居然大致順利地做到了，至少沒讓阿富汗變成“奧巴馬的越南”。然而事實證明，中東和內政是他的兩個泥潭：每次他想要從那些危險之地脫身去做他真正想推動的醫改之類方案時，就又被重新拖了回去。作為美國的第一個“太平洋總統”，他對中東確實興趣不大，雖然他一上臺就發表演講緩和伊斯蘭世界情緒，克制住了內外的再三慫恿而不去攻打伊朗，同時信誓旦旦地宣稱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是“不可動搖的”，但明眼人都看出他對中東這個泥潭無心戀戰，以至于兩年前的大選中，他的對手們對他的一致指責便是他背叛了盟友以色列，用羅姆尼的說法，奧巴馬“把以色列扔下了車”，而他則在與以色列總理出現分歧后輕描淡寫地說“顯然我們之間存在不同意見。這在朋友之間也會發生”。

然而當他扔下朋友、擺脫恐怖分子，轉向自己真正的敵人——共和黨政治家時，發現他們顯然比沙漠里那些衣衫襤褸的武裝分子難對付多了。無論是醫改法案還是槍支限制，每一場都是貼身肉搏戰，必要時雙方不惜讓美國政府關門停擺16天，損失了240億美元——不過相比起2013財年花在阿富汗的915億美元，這還算是便宜的。

這是奧巴馬治下的美國面臨的真正問題：在外政上，它處理遺留問題較好，突發事件較弱；而在內政上，則難以前進一步。每當奧巴馬似乎要真正推動一點“改變”時，便又被某件事纏住手腳，拖入新的泥潭。就像當他以為可以漸漸從中東脫身時，卻未料到爆發了埃及革命和利比亞戰爭，鑒于他一貫的謹慎，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未如此低調，甚至在敘利亞戰爭中也忍住了不加插手。俾斯麥當年曾對巴爾干的紛爭極為厭惡，說道：“務必讓這些宵小明白，歐洲各國政府無必要因其貪婪或內斗而令自身縛手縛腳。”——奧巴馬雖未說出口，但只怕也懷有類似的想法。雖然自己是黑人，但他對非洲說，“非洲的未來要靠非洲人自己”。在蹚過國內政客們的地雷陣后，他終于能騰出手來，宣布進行“戰略再平衡”，要把重心放在東亞上。說實話，美國即便對東亞其他地區有興趣，多半也是為了中國。

通常而言，一個國家戰略布局的調整，最明顯的指針是其內外政策的變化、軍事部署的調整以及領導人出訪了哪些地方。在外交上，禮儀和象征常常就說明了很多問題。奧巴馬出訪東亞是否去日本、待幾天，這些甚至可能比他具體講了什么、做了什么更能反映美國對日本的重視程度。

“轉向亞太”原本是奧巴馬外交上最為前后一貫的政策，但卻屢屢被其他地方爆發的事牽住了手腳，總算如今敘利亞也平靜下來，眼下卻又一次被打亂了——烏克蘭的戲劇性事變，這幾個月來幾乎占據了美國各電視臺的屏幕，也將他的注意力重新拽回歐洲。本來在他當選之后，美歐關系已大為好轉，小布什時期“逐漸加寬的大西洋”已收窄，何況金融危機后歐洲各國也一下喪失了和美國叫板的底氣，但如今，歐洲東部卻變成了東西方對抗的新前沿，這是美國不能不在意的事。事態的發展似乎應了丘吉爾在幾十年前的預言：“西方國家的兩難是因為它既不承認蘇聯的衛星附庸國家，卻又不愿冒戰爭之險去解除這些附庸。”

奧巴馬是眾所周知的“控制癖”（control freak），不喜歡突發狀況有任何戲劇性的偶然事件，因此得了一個No Drama Obama的外號。但政治世界總是有不可預測的事，很難讓人專心于一個方向，而他又不可能置其他人的呼喚于不顧。他的處境有幾分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軍統帥小毛奇：本來其計劃是在一側暫取守勢，而集中力量擊敗西部強敵，但卻承受不住東部利益集團的再三吁請，不得不分散兵力，結果是兩面受敵，陷入泥潭而久戰不下。真要說“下一盤很大的棋”，哪有？一切不過是見招拆招，長遠的挑戰誰都知道，但是，火燒眉毛，且顧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