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瑞士女游客在印度腹地宿營時，被八名歹徒當著她丈夫的面輪奸——這一事件已使得印度旅游局的廣告詞“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議的印度)聽起來像是諷刺和警告。人們不難想起去年年底另一起更為惡性的案件：一名印度女大學生在公交車上遭七名男子輪奸后不治身亡，當時在印度全國都激起抗議浪潮，然而從事后不斷傳出的類似丑聞來看，這些抗議仍未觸及這個國家的靈魂深處。

　　和很多國家不同，現代印度的誕生并未經歷一場社會革命，傳統社會的結構幾乎未經任何觸動地保留了下來。雖然獨立時也歷經了流血，但那是印巴分治時引發的民眾相殘——在這一導致約100萬人死亡的悲劇中，約有10萬名婦女被擄掠、強奸，甚至被“保護”其名節的父兄所殺害。《沉默的另一面》一書在記錄這段幾乎被人遺忘的痛史后，又指出印度保守的社會中女性仍處于被壓抑和屈從的地位：“差不多可以這樣說，對大多數印度婦女來說，婚姻其實就像一種劫持，一種侵犯，一種強奸，對方通常是素不相識的男人。”

　　和很多傳統社會一樣，在印度，男性的聲望取決于其名譽，而女性則以受苦和自我犧牲為基礎，文化已為她們設置了牢不可破的社會角色。在這樣的文化規范中，婦女的“自由”——外出工作——常常是地位低下和貧困的標志，正如明清時的中國婦女也常在深閨，在公共場合出現的婦女要么是小販、媒婆等下等人，要么就是妓女等為人不齒的特殊女性。這樣，女性的權利常常不是她們自己爭取到的，而是她的“男性監護人”(父親、兄弟、丈夫)所認可并保護的。

　　從深層意義上說，印度仍是一個未完成現代轉型的社會。在它那些繁榮的城市孤島之下，是一片幽暗的深海。這一方面構成了印度完整而多樣的文化景觀，另一方面卻又使它在最深處未遭現代價值觀的觸及，賤民、女性等這些弱勢的邊緣群體遲遲未能改善其地位。圣雄甘地曾說，擔任國家元首職務的理想人選是一位賤民出身的女清潔工人——他這么說，正因賤民、女性與清潔工是印度最受歧視的群體;但他基于其非暴力理念，卻也說過另一番話，他說，如果女性在旁遮普的路上遭人奸污，她們必須咬緊牙關，強屏呼吸，直至死亡。印度裔作家V.S.奈保爾很早之前就稱印度是一個“幽暗國度”，在這里，“殘酷已經不具含義，它就是生活本身。”

　　盡管印度這些年來已逐漸現代化，但對十億民眾而言，那些仍是不可觸及的遙遠事物。印度社會在本質上仍相當保守。直至不久之前，印度電影中仍幾乎看不到接吻的鏡頭，“因為在一個只能私下享受肉欲的社會里，這樣做太大膽了，也太富于挑逗性了”(《印度人》)。1981年英國威爾士親王訪問孟買的寶萊塢時，一位年輕女演員應英國記者要求親了王子一下，結果激起軒然大波，因為這被視為“玷污了印度婦女”;2007年美國影星李察基爾因為“強吻”一名印度女演員，兩人竟遭到印度法院通緝。由于女性地位甚低，整個社會男性比例偏高，而女性通常選擇屈從而非聲訴和控告，這些因素的相互結合，便造成印度強奸案的發案率一直居高不下。

　　最近的兩次案件之所以激起如此大反響，除案情惡劣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為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她們一個是德里大學的女大學生，出身中產階級家庭;另一人則是瑞士游客，遂使印度的國際形象蒙上陰影。盡管印度的“危險地理學”對女性來說久已知名，但如今日漸興起的中產階級和對外開放，已越來越無法容忍這一“不可思議的印度”。

　　圣雄甘地曾說：“一個國家的偉大及其道德上的進步，可以從其對待動物的方式來衡量。”然而更重要的或許是其對待婦女的方式。在率先實現現代化的西歐社會，這一社會革命早已萌發，傅立葉在兩百年前便已表達過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在帝國主義時代，印度的寡婦殉葬制度與中國女性的纏足都被歐美列強視為這兩個社會野蠻不文明的鐵證。在兩次世界大戰時，德軍、日軍、蘇軍(或許還可加上戰后駐沖繩的美軍)的丑惡名聲至少都有一部分是因為其不尊重婦女，更不必說阿富汗的塔利班了。盡管如今“文明”的話語已很少被提及，但一個婦女常遭凌辱的國家或群體，已不再能以任何理由自辯。

　　不僅如此，在現代社會，女性美已成為代表進步和現代性的最有效標志，這又常常伴隨著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參與以及她們更多的自信、安全感和獨立性。這樣的社會才會是一個美好的社會，否則，借用女權主義名著《女權辯護》中的話說：“看到痛苦而無動于衷的人，不久就可能學會對別人施加痛苦。”——這一點，不僅僅對印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