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倫德拉·莫迪在印度政治家中算是個異數。遠在他今夏當選總理之前，就已有人猜測他將領導這個11億人口的國家，這些年來他幾乎像個明星一樣紅得發紫：在他當政的古吉拉特邦，據說人們普遍持有這樣的看法：“如果莫迪讓他的狗去參加選舉，它也將以絕對優勢取勝。”

他的當選也給美國出了一道難題，由于被控煽動2002年的屠殺事件，他多年來一直被禁止入境，但現在，美國顯然不能總是堅持不讓一個印度總理來訪。在印度，政治人物不太習慣為自己的犯錯道歉，但自那次騷亂以后，莫迪經常說自己沒有興趣談論政治，他“只對發展感興趣”。這些年印度的網絡論壇上人們高喊“給莫迪一個機會，就是給新印度一個機會”時，他們所指的就是這個富有爭議的人物那種注重發展的一面——在印度的官僚政治中，他就像是一個罕見的“CEO型政治家”。

人們常說，“英國人發明了官僚政治而印度人完善了它”，另一句話也常被引用來形容印度官僚：“官僚是一門將可能變為不可能的藝術。”這個龐大的機構，就像是一輛裝有14個輪子的汽車，還行駛緩慢。但這在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卻大有不同，因為莫迪本人極其注重高效，他像一個CEO一樣統治和指揮著一套獨立運作的機構，而其目的則完全是為了實現地區發展，將之變成一臺增長機器。他一天到晚忙于發展，每天睡眠不足4小時，是個十足的工作狂，幾乎沒有自己的私生活，幾年內走訪了全邦7000個村莊中的3000個，對數字極其敏感，有時為了貫徹行動，甚至連自己所屬政黨都可以無視。他這種像推土機一樣推進工作的方式非常“不印度”——很多人覺得他的強硬作風像撒切爾，或將他治下的古吉拉特類比為李光耀的新加坡，甚至還有人覺得他催眠式的演說像希特勒，危險且具有號召力。沒有人將他與早前的哪位印度政治家相比，因為他的確和他們都不大一樣。

不同的印度需要不同的政治家。當初，圣雄甘地幾乎是印度的符號，而莫迪面對的卻是一個新的印度。這兩人都出身于古吉拉特邦的中等種姓家庭，但兩人之間的差異則再明顯不過了：甘地思想的核心是非暴力，倡導自力更生，反對工業化；而莫迪則誓言不計代價地推進印度的全面現代化，對“非暴力”大概也并不在意——甘地當年被國民志愿團的極端分子刺殺，而莫迪所屬的人民黨，正是從國民志愿團發展而來的。

古吉拉特邦是現代印度精神的中心，某種程度上像是印度的廣東。這個邦以極端拘謹、禁酒和素食著稱，但卻是現代印度工業的搖籃，締造印度最大都市孟買的，也大多是古吉拉特商人。如今印度最大的資本集團安巴尼家族，同樣出身于古吉拉特邦。當莫迪于2001年末執掌這個邦時，他已決心將這里變成新印度藍圖的一塊試驗田，那是他莫迪的“樣板”。

不能不說，盡管備受爭議，但他的成績單的確不壞。自2002年以來，該邦的GDP年均增長10.2%，新建了8所大學，全國新創造的就業機會有一半多來自這里。他甚至辦到了一件在印度來說堪稱奇跡的事：在農村地區24小時不間斷的電力供應。雖然古吉拉特5歲以下兒童仍有近一半營養不良，文盲率也還有33%，但即便如此，也還是比全印平均水平要好。讓人們尤為滿意的，是他的清廉：他至今未婚獨居，遠離腐敗政治產生的裙帶關系，所有送禮都一律整齊地擺放在邦政府的國庫中。盡管有人覺得這是他的作秀，但對選民來說，這總比大撈特撈的官員們好多了。大概正因這樣，他頗得民心（顯然他也知道如何得民心），在去村莊的路上，常有懷孕婦女撫摸著莫迪的腳，期望自己的孩子長大后會跟他一樣。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可以說，他改變古吉拉特，只是為了向人證明：他也能改變印度，并且已為此做好了準備。在印度，以往各地的發展很少是政府主導的結果，但有觀察家注意到，鑒于印度城市可怕的混亂，至少已有一些地方愿意為了安定和發展而接受比較強硬的領導。人們投票給莫迪，其實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年輕一代的選民厭煩了印度式的“多元停滯”，當他們密切而妒忌地注視著近鄰的中國這個巨人崛起時，情不自禁地希望能有人帶來同樣巨大的變革。就像堵在隧道里的車，雖然也在緩慢前進，但看到旁邊車道里的車快速向前，總不免覺得心里難受。

這就是莫迪面臨的“不可能的任務”：在一個比古吉拉特大得多的規模上，讓人們感受到變化與發展。此人就像是為改變印度而生的。他已經談到許多計劃，諸如“印度也要建高鐵”——現在連接孟買和金奈這兩座大都市的特快列車，需要整整24小時才能跑完1300公里。莫迪本人的生活早已習慣高效、快節奏和瘋狂工作，但能否讓全印度的官員和人民也適應這樣的節奏，那挑戰就艱巨得多了。鑒于他曾做過十年宣傳干事，有熟知他的記者認為“莫迪非常善于夸大其詞”（這當然也是印度政治家的一個普遍特征），但懷疑他是否能完全兌現自己的承諾。或許，要真正改變印度，還需要幾百個莫迪，但無論如何，這說不定就是個將被歷史銘記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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