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家托馬斯·杰斐遜有句名言：“每個人都有兩個祖國：他自己的國家和法國。”這句話對法國影星德帕迪約來說也部分正確：他有兩個祖國，其中一個也是法國，另一個則是他新加入其國籍的俄羅斯。當然，杰斐遜此言原本意指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使其受到所有人的向往，而德帕迪約雖然也宣稱自己是由于熱愛俄羅斯的文化、藝術和民主制度，但地球人都知道：他逃離法國只是為了避稅。

　　自去年法國總統(tǒng)奧朗德宣布對該國年收入超過100萬歐元的富人的所得稅率從40%一舉提升到75%以后，法國的許多富人紛紛用腳投票，選擇“出國避難”。德帕迪約之所以選擇俄羅斯而非瑞典，是因為前者13%的均一個人所得稅率，比瑞典的57%明顯有吸引力得多了——俄國文化藝術是否有吸引力畢竟是見仁見智的事，但稅率高低則是直指人心的。

　　政治家們的反應可想而知：法國總理讓-馬克· 埃羅直斥這很“可悲”，因為“納稅是愛國的表現，而政府只是想讓富人多做一點兒貢獻”。此前法國首富伯納德·阿諾特因同樣原因(當然，他也否認自己是出于避稅)改入比利時國籍時，奧朗德的憤怒也大抵相似：“他應該反省申請其他國家的國籍意味著什么，因為我們?yōu)樽鳛橐幻▏烁械阶院??！?/p>

　　很難設想富人們聽到這些話后會有所觸動，甚至悔悟，因為這根本就不是同等基礎上的對話。在法國這樣全球化的社會，中上階層事實上也早已被“全球化”了——他們是“世界人”。地球對他們來說比另一些人看來的更小，他們滿世界移動，擁抱多元文化，并不認為法國人就一定生活在法國;他們眼里的世界并不是“祖國/異國”或“故鄉(xiāng)/他鄉(xiāng)”的二分法，而是分布著一系列島嶼狀的“宜居地區(qū)”。簡言之，他們是一群沒有鄉(xiāng)愁的人。

　　這種心態(tài)事實上頗類似于在世界各地尋求合適投資環(huán)境的跨國公司。20年前，JonathanSchell說過：“前些日子，曾有人問我對美國的競爭力作何看法。我答復道，這個問題根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列。我們國際收銀機公司(NCR)的人，只把自己看作一個在國際上競爭的公司，只是本公司的總部剛好設在美國而已?！闭沾苏f法，對德帕迪約這樣的“世界人”，或許也可以這么說：“他們是世界人，只不過剛好生在法國而已?！碑攰W巴馬表示希望喬布斯把工廠遷回美國時，當場遭到斷然拒絕：“這些工廠永遠不會回來。”那些“世界人”也一樣：決定他們加入哪個國籍、去哪里生活的，是哪里能提供更好的落戶條件，而不是與自己誕生地的特殊紐帶。

　　這顯然迥異于以往民族國家式的忠誠——那時，用一句英國名言來說就是“My countryright or not, my country”(無論對錯，終是吾國)。在全球化興起之前，這種對故國的政治效忠確實是歐洲極為突出的現象。19世紀法國思想家路易· 勃朗雖然一度被迫流寓海外，可是據赫爾岑說，“他關心的只是法國，知道的也只是法國，‘除它以外’什么也不在他的話下。世界大事、科學發(fā)明、地震和洪水，只有在涉及法國時他才給予恰如其分的注意。”而赫爾岑本人其實也差不多，當被問到為何不前往美國時，他說：“非常簡單，從前有一個正直的德國人曾懷著獨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國王’，現在我也可以這么說：‘我在俄羅斯有自己的人民!’”

　　世界主義者恐怕難以理解這種熱切的愛國情結——當然，這兩者并非完全對立，19世紀末德國的世界主義者常常也是熱烈的愛國者，雖然也有些人身為世界主義者熱愛一切民族，除了他自己的民族?？傮w而言，正如齊格蒙特·鮑曼在《共同體》中所言，全球化時代“‘世界主義者’的生存方式傳達的意思是簡單而直截了當的：我們在哪里(where)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那里(there)”。尤其在歐洲一體化之后，國界溶化，身為一個法國人漸漸不再具有任何特殊的意義——至少，大概不值得多付出自己一半多的收入作為稅收。

　　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指責富人們移居國外是不“愛國”，沒有“作為一名法國人感到自豪”，恐怕是無濟于事的。這一沖突，說穿了是政治家的民族國家理念與“世界人”的這種全球性流動之間的無效對話。無怪德帕迪約迅速以公開信高調回應，指責法國政府“將成功、創(chuàng)造力、才華和任何與眾不同的事情都看作制裁的對象”。他的回應當然也避重就輕(他可沒承認自己是為了躲避稅收才走)，但確實，當經濟、文化、身份認同日漸全球化之際，只有政治仍然都是“當地的”——奧朗德即便再能干都不可能當選俄羅斯總統(tǒng)——然而要指望用民族國家理念拴住那些滿世界跑的公民，那是不現實的。相反，有的時候，大概也得適當傾聽，并歡迎他們回來——套用早先的那句民族國家格言，那是：“無論對錯，終是吾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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