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大選的兩黨政治中，中國向來是一個方便的沙袋。今年的戲碼并不例外，兩位政治家都爭相展現自己的男性氣概，宣稱自己對中國絕不手軟。對北京而言值得慶幸的是，偶爾也總有一些“冷靜的有識之士”譴責政客找替罪羊的拙劣把戲，今年站出來的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

　　在今年的大選中，基辛格已不止一次就兩位總統候選人的涉華言論發表看法，他說自己對兩人的言辭感到“極為可悲”。與他此前出版的《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一樣，他的評論在某種程度上都可視為他的政治遺囑：他之所以要在89歲這樣的高齡還積極抓住機會出面呼吁，恐怕是因為他不安地看到，他曾經奠基下的中美之間的舊有合作基礎正逐漸因猜忌和誤解而土崩瓦解，而這一切的根源之一乃是因為美國政治家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

　　這些奔波背后，或許也有幾分老人的私心——因為中美關系恐怕是他所能傳世的最重要的政治遺產，盡管對早年的基辛格而言這純屬意外。亨利·基辛格是以一種相當突然的方式變為美國人眼里的“中國通”和中國人眼里的“老朋友”的，那就像他當年拜訪北京時那樣，幾乎是從天而降的。在他之前，老一代的美國外交官通常要至少在中國待上十年才有資格被不含貶義地稱做“老中國通”，而他只在北京停留了兩個晚上之后，就變成了當他談起中國問題時總統都要豎起耳朵傾聽的權威。

　　他至少在有一點上與其前輩不同——老一輩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都心思單純，老中國通謝偉思完全不提防其國務院的同事，有人說他“走進一家妓院，還以為它是女生寄宿學校呢”，換做基辛格，大概即便它偽裝成女生寄宿學校，他都能一眼看出那是個妓院。他和尼克松合作得很好，也是因為兩人性情相似，都權欲甚強，“都喜歡遮遮掩掩，都不信任任何人，包括對方”(《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他的政治評語常常犀利而無情，對自己的同行他也向來言辭刻薄，談及克林頓的幕僚伯杰時，他曾說“人們不能指望一個商業律師變成一個全球戰略家”。

　　在世人(中國人或許除外)眼里，他的形象向來是傲慢而冷酷現實，且性情復雜。在打開中國大門兩年后，他為推翻智利總統阿連德的行動辯護稱“我們為什么要袖手旁觀，眼睜睜看著一個國家由于本國人民的不負責任而走上共產化道路”。這成為一些人指控他犯有戰爭罪行的證據之一。但他對自由運動領袖也不無譏誚，認為他們“要當英雄，而英雄通常都不好相處”。他是天生的外交家，正如著名記者戴維·哈伯斯坦所言，他“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能力，對于他正在從事的一件事，能夠向10個人講述10個不同的故事，而且記得自己向哪個人講述的是哪個故事”。他的刻薄使他對美國有著冷靜的看法，因為即便在談及自己任職的政府時也不忘奚落幾句——當年曾有人問起尼克松政府是否會重復前任錯誤，他答：“不，我們不會重復他們的錯誤。”他停了一停說，“我們將要犯我們自己的錯誤，那些錯誤將完全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這樣一個人物做出突訪中國的舉動，說起來實在并不值得驚訝。他的思想和做法很多都源自歐洲傳統的現實政治，更像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麥，而不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按這種現實政治的原則，道德和意識形態不應該干擾政治利益，甚至不應困擾決策者，就像丘吉爾在辯解自己攜手前蘇聯時所說的，就算希特勒入侵的是地獄，“我也要在下議院為撒旦說幾句好話”。在這樣的現實主義者看來，理想主義者完全是不諳世故的毛孩子，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還多。一戰結束后的凡爾賽會議上，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提出了一整套對和平的理想方案，當時的歐洲政治家對這位“自命為耶穌第二，來到地球上改變世界”的家伙深為反感，基辛格想必對此心有戚戚，他曾奚落說：“美國民間傳說的部分內容是，其他國家有種種利益，而我們則有種種責任。”

　　然而美國的主流政治思想卻正是這種理想主義，它反感歐洲老一套的“骯臟做法”和政治世故。小布什總統就是一位“武裝的威爾遜主義者”，他發明的詞匯“流氓國家”、“邪惡軸心”(正如里根的“邪惡帝國”)都強烈地反映了這種道德潔癖以及不顧現實地以意識形態模式去改造世界的愿望。近年來中美關系中的摩擦、誤解、溝通不暢，在基辛格看來，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年輕一代的政治家偏離在“現實主義恐懼”(即雙方任何方面的沖突將是極其災難性的)之上和平合作的理念。

　　當這位老前輩談及中國問題時，美國人普遍都覺得“羅姆尼和奧巴馬都應該洗耳恭聽，其他所有人也是一樣”，然而或許令基辛格感到焦慮的是：不少人事實上又將他看做是一個逝去年代的人物，在美國的理想主義氛圍中，他的精明與現實也不算是討人喜歡的政治風格，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應當擺脫對維系雙邊關系的少數“老朋友”的依賴——無疑基辛格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不過他至少可以做一點：在自己的政治遺囑中重申那些原則，以便當人們一旦犯錯時還能回頭想起來翻看，而這正是他現在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