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遼河到長江，再到岷江，一路溯流而上，是求學也是逃難，1942年，20歲不到的齊邦媛孤身一人，來到已遷至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讀書。幾年后，兵荒馬亂中又退居臺灣。

　　《巨流河》記錄了齊邦媛波折重重的一生，東北流亡到關內、求學西南，最后流亡臺灣，個人成長和家國喪亂如影隨形，——還有她立志將中國建設成現代國家的父親，唱著《松花江上》的東北流亡學子，飽讀詩書，救亡圖存的教授，浴血華北，南京屠殺，武漢保衛戰，臺灣后60年生活的寂寞風雨……從東北遼河到臺灣啞口海，這是一個老人80年的漂泊人生，也是現代中國種種不得已的嬗變和磨難，它所飽含的國難家仇，歷史憂患，是整個中國20世紀顛沛流離的縮影。每念及于此，嘆世事茫茫，就想起評論所說，“《巨流河》是一本惆悵之書。”

　　去年到臺灣，在遠見出版社朋友陪伴下，桃園縣的一個村子里，有幸見到《巨流河》的作者，87歲的齊邦媛老人。因為在調養期間，那次交流時間并不長，但一個多小時里，我還是感受到了一個老人開闊的思想和情感，相對于她自身的歷史，那是一條比《巨流河》更平闊的時間之河。

　　老人說，我們之于歷史，一要有歷，二要有史。有歷就是有經歷，有史就是有史觀，年輕人不容易有經歷，但是要有正確的史觀，這個可以通過讀書、閱世、思考養成。

　　寫《巨流河》時齊老已經80歲了，但并不覺得晚，她說，很多事情，不經歷那么長的時間看不清。我小時候，是被所有強國欺負的，圓明園被燒，皇帝逃跑，國民黨也是在自己的國家逃難，從南京到四川，不成樣子，那種凄凄惶惶的感覺，就是在自己國家被追殺，有時候想想這些就掉眼淚。再往前走，鴉片戰爭，甲午海戰，這么一個大國的海軍，被日本人打得片甲不留，李鴻章70多歲的老人，在國外被羞辱，割地賠款，那哪里是他一個人的事啊。所以前幾天，看到溫家寶到英國去，《聯合晚報》一張照片，他和歐洲的政要在一起，雖然不高，也不壯，但他的姿態，看著讓人高興。當年蔣“總統”和夫人去雅加達開會，丘吉爾覺得中國人不該和他在一起，責怪蔣夫人“talk too much”，哪里有尊嚴。現在溫家寶坐在那里，不拽，很溫和，就很舒服。100年前哪里能想到會有這么一天。

　　齊先生一身對襟細花短褂，神色平和，非常優雅。她接著說，我覺得看歷史還是要宏觀一點兒好，不能每天盯著時政，這里吵架那里出丑聞，都是些很短的東西，要理解歷史的繁難。

　　歷史的繁難，這樣的表達，從一位閱世80多年的老人口中說出，真理一樣可信。前不久看一部紀錄片《中國留美幼童》，第一次了解到，在黑暗衰敗的晚清社會，還有過那么一出讓人心生糾結的悲情往事。

　　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用堅船利炮，撕破了古老帝國的帷幕，千年封建帝制開始動搖。陳腐封閉的滿清政壇出現有識之士，他們洞察到中國閉關鎖國自絕于世界潮流的深重危機，試圖擁有世界眼光。1872年，在曾國藩、李鴻章的推動下，清政權第一次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熟”，這在當時被譽為“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

　　那一年8月11日(距我寫下這篇文章整整140年，一天不差)，第一批30名，平均年齡12歲的幼童學生從上海起程，25天后抵達舊金山。當這批身著藍縐夾衫、長褂長辮、緞靴、錦帽的中國幼童上岸，在碼頭引來當地媒體和市民的重重圍觀。遙想那個場景，140年后我還心生澎湃，那可是這個3000年古老帝國第一次睜眼看世界，它開啟了隨后百年，延至現在，中國年輕學子求學西土的史詩般的歷史。

　　這批孩子乘坐剛剛貫通北美大陸的蒸汽火車，被送往美國教育大本營新英格蘭地區，開始他們長達十數年的留學生涯。從中學到大學，分屬耶魯、麻省、哥倫比亞等名校，學習軍事、航海、法律、建筑工程、化學、地質、天文。當世界格局發生變化的時候，他們恰好被送到了工業革命的最前沿。

　　可是，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在一開始就遭遇不測。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上海還沒出發，曾國藩去世，去世前7天，李鴻章寫信給他：中國正面臨“3000年之大變局”，當下局面是，改革正遭受大阻力，“前信之現毀之，此信之彼疑之”。幼童留美數年里，反對之聲不絕于耳，國內保守力量認為“外洋風俗，流弊多端”，使學生“腹少儒書，德行未堅”，呼吁政府中止這個項目，改革派承受巨大壓力。同時，美國西海岸出現排華浪潮，反華暴動，被國內保守勢力利用，美政府頒布排華法案，中美關系惡化，李鴻章不得已，為平衡國內保守勢力，終于在1881年召回97名全部學生(其中兩名學生不愿回國，途中跳火車逃跑)，剛剛延續了9年的派遣中途夭折。一個被寄予厚望的西學計劃戛然而止，百年后看來還是讓人痛心疾首。

　　但是歷史不會以某一事件的簡單成敗來設計自己的戲碼。留學計劃終止，啟蒙已然開啟，這幫孩子在美國接受西方教育，享受到自由思想的空氣，再也無法忍受古舊中國一些衰敗的積習。他們剪辮子，不愿穿長袍馬褂，見到皇上特使也絕不下跪;他們參加體育運動，爭取個人權利，認同自由民主的思想，這些行徑作為“大逆不道”的惡行見諸國內媒體，卻被更多民眾認同和效仿，日拱一卒，動搖著皇權根基。

　　離鄉時的故國幼童，回來已經成為西學青年。在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晚清社會，作為開明派領袖，李鴻章非常珍惜這群孩子的力量，80%的回國留學生被招進當時的改革派陣營北洋政府。這批飽受歐風美雨教化的年輕學子，既懂得世界事務，又對國家忠誠，在隨后幾十年里，成為中國礦業、電報業、鐵路、現代警察業、海關和現代外交的先驅。

　　留美少年的成長歷史，剛好應和著近代中國的跌宕起伏。了解這段歷史，經常會想到現在。新與舊的對峙，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搏殺，激進的代價，不同利益集團的纏斗，這些紛繁繚亂的故事模型在隨后的歷史與現實中一次次上演。留美學生在學術專業上所開啟的科學救亡，實業救國，在今天已經贏得了國家獨立富強的碩果;但是，他們在個人心性上所追求的自由主義精神，百年之后，還未有窮期。

　　“3000年之大變局”，百年維新改革之路，什么是國家富足，個人自由最強有力的保證?多少年多少人在尋找答案。當年留學英國的嚴復認定，西方文明的精髓，就在于實施了“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憲政，這是保證公民自由社會的大法。

　　從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肇始，伴隨著持續的革命與變革，立憲運動此起彼伏。從一個災難深重力求自拔的王朝帝國，到王綱解紐之后僭主林立、訓政不斷的民主共和國，從辛亥之后頻繁的府院之爭、南北對峙，到國共兩黨決戰，人民共和國建立，再到近30年臺海兩岸各自的政治體制改革，百余年的憲政之路仍然是長路迢迢。

　　2012年只是這迢迢長路中的一個節點。今年9月，GQ雜志社將“2012年度人物·年度理性聲音獎”授予83歲的茅于軾先生。茅先生是中國經濟學界自由市場學說最堅定的支持者，他以自己獨立的經濟學研究，投入長達20年的小額扶貧基金和教育扶貧實踐，承百年立憲衣缽，成為這個時代疾呼自由與公平的斗士。上周我們去他家采訪，發現一幅書法：“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年輕記者問，這是您的自由觀?茅老回答：“不全，應該有四句：每個人享有自己的自由，每個人不能干預別人的自由;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給你不愛的人以自由。”

　　2012年或許會成為中國當代社會的一個重要年份，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世界末日的到來，而在于這一年已發生和即將發生一些影響中國社會民主進程的重要事件。也是這一年，“公知”、“意見領袖”群體以前所未有的姿態頻頻發聲，屢被攻訐和相互質疑。我們正制作《意見領袖》專題，采訪了這個群體中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作家、商人和媒體從業者。跟大家期待的不一樣，我們不是詢問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意見，而是跟他們一道回望自己：你從哪里來，你的教育和背景，你的財產狀況和核心利益，你的物質要求和理想生活到底是怎樣的，你的怕和愛……我們的焦點不在那些看似轟轟烈烈的時政事件，而是意見人群的基本價值觀和現實處境，我們期待像齊邦媛老人那樣，用“宏觀一點兒的眼光看歷史”，我們相信，相比于一驚一乍的事件，社會民眾的生活形態和智識水平才最終決定了我們自己的未來。

　　當代中國改革 30年的歷史上有位傳奇人物，他就是在上個月剛剛度過百歲壽辰的杜潤生老人。對中國農民穿越歷史縱深的洞見，使他成為過去 30年社會改革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中國農民不僅要過市場關，民主關，還要過自由關。 ”有這樣的老人是國家的福氣， GQ特約作家柳紅撰寫了《百歲潤生》，以表達我們對老人的敬意。

　　法國年鑒學派史家布羅代爾1958年發表過一篇重要論文，提出著名的歷史時間三分法。就像物理學把波長分為長、中、短一樣，他把歷史時間分為長、中、短三個時段。他認為地理、氣候環境能影響長時段的歷史，他將之命名為“結構”;對諸如人口、生產條件，文化形態等歷史現象，能影響中時段的歷史，他命之為“勢態”;而一些看似重大的事件，不管當時多驚天動地，實際上對歷史真正的進程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他把它們放進“短時段歷史因素”，其中就包括政治。

　　我喜歡這樣看待歷史的眼光，它讓我在回望過去遙望未來的時候，內心獲得一種莊嚴緩慢的力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唐德剛，在其著作《晚清七十年》里，提出過一個關于中國社會政治制度轉型的理論，他認為中國社會由帝制向民治轉型的歷史，起始于 1840年鴉片戰爭。那一年前后，中國開始了追求立憲政治的漫漫征途，唐先生喻之為“歷史的三峽”：比照于布羅代爾的模型，那至少是一個“中時段歷史”，轉型是個長期曲折復雜的歷史過程，宏觀(歷史之前進)是必然，微觀有反復，但總有一個歷史存在，有一個趨勢和必然存在，這個轉型過程大概需要 200年。本世紀中葉，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的一天，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民治中國終成大器，“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梁啟超早有預言，只是千年大業的長途需要我們再多走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