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陪練和世界冠軍間的差別，在退役的那一刻被放大到最大。

因為曾經站上過最高領獎臺，冠軍退役時自然有種種選擇，也無須從物質角度考慮取舍。而楊康，則需要從“留京”這樣最起碼的生存問題上開始考慮。

那時候，楊康有三個選擇：一是出國當教練，他之前的一任就是去泰國教球，但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要找翻譯，要熟悉當地黑白道，勞心勞力。二是回老家當教練，或者去體育大學再讀一個本科，這樣可以有一個北京戶口，但這樣依舊前程未卜。之前想象中的在國家隊能得到的平臺、視野，在面對現實問題時，全都沒了用武之地。倒是第三條路，則給了他一個意外驚喜——他進了影視明星劉曉慶的公司。

1996年的時候，顧俊偶然認識了一批演藝圈的朋友，包括梁天、沈暢（《我愛我家》里的小保姆），并由此認識了劉曉慶。劉曉慶十分喜歡打羽毛球，一次吃飯時，聽說楊康正在考慮退役找出路，她手一揮：到我公司來！

讓楊康感動的是，劉曉慶聽說楊康本可以留京，有一個北京戶口，她把這事記在了心里。一次去大興一個鎮上演出，10萬塊的出場費她分文未取，只和主辦方提了一個要求：幫我解決一個兄弟的戶口問題。聽說這件事后，楊康熱血上涌，再沒什么猶豫。從此，他口中心里一直稱劉曉慶為慶姐。

運動員改行做其他事情后，很容易做出成績來，因為職場商海中吃的苦受的累，和運動場上比起來實在是不值一提。2001年時公司正投拍《火鳳凰》，在上戲影城和懷柔共待了3個月，從場記、出納、副導演等職位全做了一遍。后期又買了一臺50多萬元的剪輯機，老師帶著楊康他們沒日沒夜地在那里干，配音、字幕、轉錄、剪接……做出20套片花后，他又去發行部做助理，給各家電視臺打電話，寄送片花?！痘瘌P凰》的發行十分成功，各大電視臺幾乎都買了拷貝，賺了不少錢。

拍片場一般都比較亂，各種頭緒一起展開，要兼顧四面八方，又要協調各條工作線。很多人要么嫌瑣碎不愿做，要么就沒頭緒做不下來。而楊康得心應手，一方面在于他的吃苦、好學，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在做陪練時練就的韌性與好脾氣。有時楊康也會惆悵，那些曾經一起在國家隊待過的隊友，他們有些人的仕途蒸蒸日上，有些閑逸在家，過上了半退休的富足生活，但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經過4年的陪練，這樣的生活落差楊康早已能寵辱不驚，他的要求不高，但求努力之后有所回報。

2002年，公司籌拍電視劇《281封信》。劉曉慶打算把他培養成制片主任。對于楊康來說，生活似乎正嶄新地在面前展開。但就在這時，劉曉慶的公司出事了，那就是全國所有報紙都頭條報道過的“劉曉慶偷稅漏稅案”。

當時事件鬧得十分之大，國務院總理朱镕基親自批示，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派了大批人馬，寸步不離地跟著劉曉慶。楊康帶劉曉慶出去打球，經警們也是寸步不離，打球時換衣服，還有一個女警察跟著，陣勢十分嚇人。不過劉曉慶并不在意，倒也不以為忤，有時打升級什么的她還會招呼他們：來小伙子！我們三缺一，來搭把手。

因為配合案件查處，原來的財務人員都不敢管賬，怕惹事上身，公司的賬、現金都放在楊康那里。當時，楊康還被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抓進去審問了一天，了解情況。小房間里全是警察，問楊康原來是做什么的？國家隊打球的。哦，那沒事坐會兒吧——這一坐就坐了一晚上，因為案件太受關注，不敢隨意放人。

當時社會上各種傳言都有，公司人心渙散，而楊康心心念念想的是，當年慶姐那一揮手的義氣和豪爽。體育出身的人都相對單純，交朋友講究真心。進公司沒多久，一次因為劉曉慶的妹夫用空白合同出了糾紛，劉曉慶一怒之下，把名下3家公司的所有法人章、合同章全都交給楊康保管。那種信任甚至不需要時間積累和歷練而出，就是直覺和本能，這種信任，楊康十分熟悉，運動員的熱血和沖動中有著同樣的基因。而今，當慶姐落難時，楊康本能地守在那里，就像之前陪顧俊、陪他的隊員一樣，一定要陪完每天的最后一個球。

在案件最終宣判前，劉曉慶已經有了不好的預感。她把男友、司機還有楊康等幾個人叫到一起，拿出一張50萬元的銀行卡交給楊康，交代有什么事需要用錢就用，錢由楊康全權支配，所有打點費用、律師費全從楊康這邊過手。隨后，她又拿出一個小箱子，里面是她的全部翡翠和珠寶。劉曉慶喜愛珠寶翡翠圈中人盡皆知，當時有傳言，哪怕劉曉慶身無分文，憑她那些翡翠，她都可以幾輩子衣食無憂，隨時東山再起。

劉曉慶被關押后，公司查封，再無收入，楊康沒辦法，只能去球館做駐場教練。畢竟身有所長，靠教球賺錢，他心里倒也不慌，只是時不時為慶姐擔心。那段時間，他一邊教球，一邊還在為公司的后續事奔波。影視公司的庫房里還有幾百套衣服、盔甲，楊康帶人找搬家公司轉運到大興租的倉庫，還有劉曉慶的私人用品，吉普車運了十幾趟，輪胎都壓扁了。銀行卡里的50萬元周轉金，他更是在小本上一筆筆記得清清楚楚。

劉曉慶能成為傳奇人物是有原因的。在北京秦城監獄里被關押了422天，出來后不是躲媒體，不是一個人去“靜一靜”，第二天就沒事人一樣，把楊康他們叫出來一起吃飯，“壓壓驚”，第三天又約好一起出去打球，似乎一年多的牢獄之災不過是一晚上的黑暗。一幫共患難的朋友，差不多20人，坐滿了一張大圓桌。楊康把慶姐交給他保管的東西列了一張單子，連同那個小箱子，還有那50萬元的開支明細，一起交給慶姐。她看也沒看就放到一邊，回敬了楊康一杯酒，先干為敬。

這樣的友情一直維持到現在。就像顧俊說的，運動員一旦交定了一個朋友，輕易不會撒手。2007年時，楊康想在北京買房，許久沒聯系了，打電話找慶姐借錢。劉曉慶二話不說，讓楊康把賬號寫給她，第二天30萬元就打到了賬上，借條字據什么的提都沒提。

之前，楊康一直生活在運動的“無菌世界”里，體制內的生活讓他從不用考慮其他，只需要一心訓練、按教練的計劃獲取一個個階段性的勝利，這就是生活的全部。改行做陪練，從某種程度上割斷了他的“臍帶”，又像是讓他提前“脫敏”。而在劉曉慶公司工作的經歷，則更加遞進一層，一方面讓他逐漸接通地氣，觸摸一個誘惑與風險并存的現實社會。另一方面，這段生活與他之前經歷在朋友、義氣、直接和熱血上的相似，則有助于他以最易接受的方式，迅速融入體育之外的真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