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撰文：肖海生
圖片編輯：趙小萌? 攝影：蘇里

在高而空闊的球館里，羽毛球會以一種爆發又富有彈性的聲音破開空間。而在低矮人眾的球館中，球只是沉悶地和球拍接觸，掉頭飛回，對一切毫不留戀。當球館里越來越喧囂，那種輕盈飽滿的聲音漸漸被淹沒，最終完全消失。

在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的4500平方米的羽毛球館內，只有楊康會捕捉到這一點。早上8點45分，當運動員們進場開始一天訓練前，當教練準備講解一天的訓練內容前，他例行從庫房把幾十桶球搬進場館，拆開包裝，試著打出幾只嶄新的球。這是一天開始的固定儀式。

但是，那些球似乎永遠和他隔著一層。對訓練館內那些征戰世界的運動員們來說，這些有16片羽毛、5克重的球，上面承載著金牌目標和冠軍夢。而對楊康來說，他只看到一次次技術到位、姿態優美的擊打。他只是國家隊的一名陪練，冠軍永遠與他無緣。

十多年后，楊康已經有了其他工作，但他仍然以私人教練的身份，游走在北京的各家羽毛球館內。相比之下，公眾球館和俱樂部的場館里更熱鬧，有連拍子都握不對的菜鳥，也有專業級選手。根據球與拍接觸的瞬間聲音，楊康能想象出球在空中飛行的軌跡。某個心明眼亮的一刻，他會突然聽到熟悉的輕盈又飽滿的一聲輕響，不可磨滅的過去在他心底激起一些細碎的回聲。

人生四十，更像和羽毛球談了半生戀愛。無論是運動場上飛揚的主力隊員，還是幕后默默無人識的陪練，個中愛恨悲情已經復雜得無從辨起。那一只只僅重5克、長著16片白色羽毛的小球，始終如影隨形，深深鐫刻在楊康一次次的人生轉折處。

一

2000年奧運會之后，楊康辦了退役。但他經常會問自己：是否1997年的那個夏天，他就親手結束了自己的運動員生涯。

1997年，是楊康最不順的一年。手和腳上的傷痛集體爆發，就連一直帶他的教練也因為婚姻破裂，遠走馬來西亞。群龍無首，隊里一片松散，那一年全運會他的成績大退。自從1988年進入專業隊，10年來，那是楊康腦子里第一次惶恐驚懼地冒出“退役”的念頭。身為運動員，早晚有告別的一天，他卻沒想到會這么早到來。

但隊里并不同意，一是這么多年國家訓練培養不容易，二來省隊里還有一批少年球員，再不濟還可以帶著他們一起練。前者是楊康心里的隱痛，后者折中著有點兒像退路，他也拿捏不定。就在這時，之前和他一起在湖南隊訓練，后來選拔進入國家隊的龔智超、羅毅剛勸他，不如去北京國家隊。

相比之下，國家隊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平臺，那里訓練的全是世界冠軍級的選手，8名隊員起碼是世界排名前二十，眼界、球技會開闊很多。但需要痛下決斷的是，進國家隊后只能做陪練——這意味著從此只能跑龍套，意味著親手撲滅自己比賽拿冠軍的任何希望。不到萬不得已，沒有人會選這條路。

那幾天，楊康一直掙扎著，幾乎沒敢碰球拍。從全運會的比賽成績來看，他覺得自己在職業化的道路上走得有限，而現在就退役去做一個默默無聞的體育老師，似乎又心有不甘。他似乎在做一個測試，測試自己和羽毛球還有多深多淺的緣分。最終，他決定去國家隊，去見識當時世界上最好的羽毛球團隊。

國家羽毛球隊有4名陪練，男女雙打單打各一。盡管去之前楊康就告訴自己要擺放好心態，但現實中，他再熟悉不過的羽毛球，和北京這個城市一樣，給他帶來的陌生感和不適卻同樣強烈。

一樣的球拍，一樣開闊的球館，一樣的喧鬧和精疲力竭，激動和希望卻從此與己無緣。過去，教練會每天告訴楊康當天的訓練內容，現在，教練講重點時，他卻要去庫房把當天訓練用的球領出來，然后開始給運動員枯燥地喂球、吊球、傳球。那時候女雙有10個隊員，4人一個場，他就陪落單的那兩人練。有人受傷了，他也要頂上。一天的訓練結束后，他還得把球清理好，場地打掃干凈。人去樓靜的球場，袒露給他的是無盡的酸澀和疲憊。

現實的接受，一半是無奈，一半也得益于楊康的好脾氣。當時，女子雙打組的顧俊，和搭檔葛菲包攬了1996～2000年之間所有世界級比賽的冠軍，被稱為“天下第一雙”，球打得很好，但就是脾氣很大，高興不高興，全在臉上掛著。練球時只要一個球沒打好，她就會瞪著眼睛“咆哮”：怎么打的！心情不好時，運動員們會故意打一些刁球，調得楊康滿場子撿球，還沒法有任何怨言。顧俊每天都要比別人多練一個小時球，也都是楊康陪著。教練后來發現，兩人的訓練越來越默契，于是楊康索性成了顧俊的專職陪練。

作為陪練，除了拋開“我是一名運動員”的想法，甚至需要從技術上給自己清零。每個羽毛球運動員都會結合自己的特點，練幾招“撒手锏”，楊康是左撇子，比較罕見，當年在湖南省隊時，教練為此給他制定過專門的殺球角度。從事陪練之后，不但要抹掉這些個人的技術特點，還要模擬國外主要對手的打法來練球，幫助顧俊有針對性地進行訓練。

羽毛球看起來輕飄靈動，但它的有氧無氧運動量全都遠超足球。用顧俊的話說，絕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從事這項運動。當年她在南京訓練時，每天早上要跑5000米，400米的操場跑12圈半，一次狀態不佳，教練看著不高興了，剛剛跑完還沒收住勢，又讓她再跑5000米。第二天去廣州，背著羽毛球包坐火車，車廂門口的那個臺階，她死活都跨不上去，覺得怎么那么高啊！到了廣州下站時特別高興，因為車廂口是平的，沒有那級臺階。

相比之下，國家隊的訓練量更大。而陪練不但要同步完成全部訓練內容，還要機動做其他體力活，還要陪運動員加時訓練。那種累，楊康有一個數字可以打比方：那時候訓練，球拍的桿和弦特別容易斷，幾個球扣下去，拍子就斷了，或者弦松了，他和女單的陪練譚冠群，兩人最多的一天上了56把球拍。總教頭李永波知道后，專門找了個負責上拍的人，上一把拍子10塊錢。

那時候國家隊半軍事化管理。每天早上7點就得起床，點名，100多名運動員全到齊了才能開飯，要是某個人起晚了，其他100多人全都得等著——一直到現在，準時還是楊康的本能，否則總覺得邊上有100多號人在瞪自己。每天8點1刻準時開始訓練，教練布置訓練計劃，楊康就得開始忙各種瑣事、陪同訓練。晚上10點鐘準時查房，教練在走廊里點名，所有人隔著門應答，不允許夜不歸宿，發現一次，立即除名。當年楊康就親眼看著男單的一個隊員被除名，背著行李在總局門口默默流淚，久久不肯離去。

在國家隊，主力隊員一旦有什么情緒波動，上到教練，下到陪練、后勤，全都得想辦法來幫助調整。而身為陪練，楊康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只能是默默地找幾個哥們兒出去喝悶酒。出于男人和陪練的雙重自尊，他盡量不讓隊友看出他的脆弱。大家一直稱呼他為“開心果”，其實，“開心果”有著比別人更多的委屈和酸楚。

難得的休息日里，女隊員們都喜歡拉楊康這個“陪練”出去“陪逛”，那幾年，秀水那一帶的每個檔位他都和那幫“娘子軍”們逛過。陪著那些世界冠軍在北京的大街上走，邊走邊聊天，是他那幾年不多的彩色記憶。

一晃就是4年，常有朋友和隊友問他有沒有意思？開始他也支吾著說不清，后來他的想法是：如果心態不好，這4年會十分難熬——這是一個任由個人填充的回答。作為陪練，打球、訓練都不是為了自己，注定出不了成績，看似一條不歸路。但在全世界最高水平的訓練館內，哪怕你不會打球，天天坐著看，也能學到很多東西。隊友們開玩笑，一頭豬在這里待3個月，也能直立行走，打一手漂亮的羽毛球。戰略戰術、訓練方案、運動保護……都是世界最領先的，在這樣一個高水平、高素質的平臺上，人的視野、能量和意志，全都會大幅度提升。楊康相信，即使自己以后再不碰球拍，人生也已經全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