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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

GQ貼身采訪了3個面對接班問題的年輕人,聽他們講述,在接班的漩渦中,所經受的情感、責任、能力的考驗。他們要與父輩強勢的性格和慣性共處,又渴望在自己的突破中實現對自身價值的認同。

《智族GQ》2012.03.31

接班

  24歲起,馮煒煒就掌管著這家產值過億的企業。她的先生在小學時就已經確定她是他要娶的那種女孩子:聰明、豪爽,有膽識,依賴故土和親情。相比于水瓶座的追求完美的丈夫,她屬于更現實的摩羯座。

  在復旦求學的時候,每個假期,她都會在未來公公的廠里實習一兩個月。對她而言,未來的事業和家庭是同質而緊密的概念。長子在她和丈夫留學英國時出生,在那一年里,她以過人的精力完成了求學、結婚、生子三部曲。她和長子比丈夫早一年回國,一回國她就去公公的公司上班。把兒子交給自己的母親照顧。

  剛進公司時,公公沒有給她安排具體的職位,她知道這是一種低調的信任。兩個月后,她就被提擢為公司的副總經理,頂替她婆婆原先的位置。她知道公公希望自己也有執掌企業的能力,這樣將來她和丈夫才有能力在現有的業務之外開辟新的空間。

  她知道自己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一般中小企業生存的魔咒——在企業產值達到1億至2億的區間時,就很難再突破。剛回國的第一年,她每晚都在辦公室加班,錯過了兒子的成長過程。那兩年里,借助GE、三星等大廠商的供應商資格審核的機會,她順利地完成了對管理體系的重建。

  她的公婆白手起家創立了這家電子元件廠,從幾個人發展到現在的上千號人。公公往常更多負責采購,而婆婆則是事無巨細,大到財務、采購,小到人事、行政,甚至辦公室的衛生都要細致地過問。

  剛回來時,她期待的是外企管理的標準和精致,不像公婆事必躬親地交代下屬處理事情的方法。她推行凡事作規劃的習慣,這樣也能養成權責分明的習慣。她要求每個管理者作詳細的月度和年度計劃,并且,她也不準備教他們如何去完成這些規劃。

  但久而久之,她也適度地接受了鄉鎮企業草根的那一面。相比于在英國留學多年的丈夫,她更能原諒下屬文筆的粗糙。對于她重視的高層,她甚至允許他們在QQ和MSN上進行匯報。 “年齡實在大的,叫他們當面和我匯報都可以。”

  她粗線條的性格,使她較少給下屬壓迫感。她帶著對成功并不緊迫的信念在管理大企業。有時候,公婆會在家里,用關切的口吻和她提出一些小問題。但更多的時候,公公又是在鼓勵她的“魄力”:

  “一件事情我總是想考慮得完美才去做。但我公公說,考慮得周全是對的,但你能等,別人不能等。 別人等不起。”突然間她變得嚴肅起來,“你該做決斷的時候一定要做決斷,即使錯了,你也要做。說出去的話,一定要做到。”

  因為她的強悍和精明,兩年后,當她的公公將工廠的管理大權交給她的時候,只是簡單說了一句:除了和自己一起闖蕩過來的兩個副總(分別管理技術和設備),“其他人你都能動”。

  實際上她沒有履行這項權力,對公公留下的兩位元老,她也表示了極大的尊重。憑著較高的情商,她知道那兩位元老代表公公對企業的感情和最后的監督,她不可以用任何理由破壞這其中的人情味。凡有大事,也充分咨詢他們的意見。

  她公公在最后也展示出了管理的智慧,巧妙地解決了那兩個人的位置:讓他們去自己另開設的新公司,和馮煒煒沒有直接的業務接觸。其實公公也早就安排好了那兩個人的養老金和退休福利。

  較高的情商讓她最終獲得公公的信任。在推行自己的管理文化時,她還是小心翼翼地呵護家族企業固有的人情味,這種分寸感比具體管理的水平更能影響企業的氛圍。

  她的丈夫則沿襲了父親的脾氣——作為統治者的獨斷、直接,然后缺乏她的這種分寸感。丈夫在回國后,和父親另開辟了一家新公司,但和來自臺灣的職業經理人的關系始終不夠融洽。那個臺灣經理表達不同意見時,她的丈夫總是以為別人有離開的想法。在家庭內部討論的時候,她總會糾正丈夫的這種專斷心理。

  “我這個人,相對聽得進別人的想法。別人說什么,我都無所謂,最好你把所有的意見都說出來。但對人家要信任,但不是什么東西都不過問,什么都不過問,也總要出問題的。”

  她也聰明地維持著和丈夫的企業的距離,平日里無事時絕不過問,但又要付出額外的精力去客觀地指出他公司里的問題。在她成為總經理后的第二年,她生下長女。為彌補沒有照顧長子的遺憾,每天她都要帶著女兒睡覺。

  她的生活和工作看起來都在同一個軌道:家庭有時候是公司戰略的決策場所,而管理公司又等于是管理家族的財富。她知道自己的魄力和上代人無法匹敵,作為兒媳婦,自己比丈夫更難得到理所當然的信任,所以在家庭內部,她也無法全然放松。

  就如在采訪開始時,我們討論到溫州、寧波民間借貸信用體系崩潰的問題。她用惋惜的口吻說起,當地的一個高中老師參與放貸,最后好幾億的資金鏈斷裂,無奈一家三口全部自殺。

  “現在很多人跑掉了,放高利貸的人就叫黑社會去家里涂紅漆。這變成慈溪的一大特色了。”她感嘆道。

  后來在車里,她卻不經意地透露她的新計劃。她的公公帶著一批朋友,“也在組織成立一個新的小額貸款公司。這個公司是我牽頭,也是我在負責。我也不懂借貸,但可以邊做邊學。”

  她沒有覺得自己的新計劃和她之前說的家庭悲劇有任何可能的共通之處。在她的世界里,她既是家族的一部分,又有著類似職業經理人那樣的責任。

  “我老公去闖蕩新的業務。我守住老公司這塊,這是比較現實的,”她說,“現在還是在公公主導的秩序下,我和老公去管理各自的事情。”

  (感謝寧波家業長青學院程良越、蔡軍明對本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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