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汪涵的經歷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他1998年之前的頭24年，非常的老百姓。骨子里有一部分喜怒哀樂和普通人在同一個拍子上。所以說他是湖南人熟悉和喜愛的好兒子、好女婿，除了“誠實又伶俐，隨身帶文章”外，共同的情感基礎也是他廣受歡迎的重要原因。

他在35歲撰寫的《有味》中有這么一段，“記得有一年過年之前，單位里來了好幾車煤，正缺人手干活，母親得到消息，穿上藍布長褂就去了。她一聲不響，一個人用一個下午卸完了一車煤，得到了五塊錢。到了晚上，我記得她把五塊錢給父親看，和他一起商量著多出來的五塊錢該怎么用，他們把頭湊在一起小聲地說話，那些繁瑣的家務事突然都不見了，他們流露的幸福神情我到現在都無法忘記。”

29歲撰寫的《三十歲的汪涵》一書中也有幾段，“我把攢下來的零用錢交給家里買小菜，我從這種慷慨的捐獻中體味到了一種幸福的滋味。”“我的父母住在湘潭，我遠在長沙，他們每天都在擔心我。如果我徹夜不歸和朋友喝酒狂歡，他們會緊張。晚上我幾乎不怎么出去玩。我很乖，為自己所愛的人，不管他們在或不在。”

他父親是建筑工程師，有時一個月才回一次家。他有一哥一姐，三個子女的家庭在那個時代總會有些經濟緊張，但從他寫的兩本書里，可以看出他充分擁有過一個幺兒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在母親的寵愛中無憂無慮地長大。

兩年前，他的母親上過一次《越策越開心》建國60周年的特別節目，還帶去了他小時候穿過的由好幾種顏色的碎布拼補而成的一條短褲，那條短褲拿出來時，汪涵羞得至少把頭埋在膝蓋里超過了3秒鐘，那種自然的真情流露，也正是虜獲人心的時刻。

接受采訪時，他說他現在一個月回一次湘潭，為此心里還有愧疚之意，因為以前一個月回去四次。對節儉成性的父母那一代人而言，錢能帶來的滿足感并不多，重要的還是感情上的陪伴。

為了對汪涵小時候的成長環境有一個感性認知，我們去了趟湘潭。開車從長沙走六七十公里，一個多小時就能到。和中國千百個普通的內地小城市一樣，湘潭從外表上看幾乎沒有任何特點。汪涵自傳中提到的位于寶慶路89號的湘潭市九中，破舊的入口湮沒在大片建材市場的紅色招牌中，進去后才發現這個學校一年多前已經搬走。操場已經廢棄，教學樓里他所提到的各種偉人畫像包括他的巨幅照片皆已不見。提及這所學校里的事情，他最出格的行徑之一，是為了在同學們面前逞能，讓大家為他下跪，而從教學樓二樓一躍而下，結果是腳后跟粉碎性骨折。他的書中提到過他任學生會主席的經歷，“我在初中就當選了這個職務，當選的基礎不是擁有‘三好學生’的稱號，而是得益于我的一個最大的特點，乖。什么叫乖？那就是對老師百依百順。”

4.
問到汪涵，湖南衛視這15年的發展，為什么是你而不是別人，得到了這一個又一個的機會，汪涵用“在地精神”作為答案。“之所以能夠成為今天的汪涵，我覺得就是幸運，全中國像我這樣的人多了去了，憑什么就是我啊？2005年換了別人主持可能也都一樣，那都在臺長的一念之間，真的就是一念之間。可能天地之間，真有感應。心之念念，就會應驗。一線主持人中，唯有我住在長沙，有可能我的這種愚忠愚孝，就得到了他那一念之間的，所謂感應，那在同等的前提之下，甚至是稍微劣勢的前提之下，我這個就加了分了，我的在地精神，跟他的在地精神契合了。”

問他為什么不去北京發展，他也回答得非常坦誠，他說他近年來最大的改變之一，就是敢于承認自己的錯誤，敢于承認自己不行。“就是自己心里膽小，我是一個不大愿意變化的人，我對那些三十幾歲還敢跑到另一個城市創業的人，我持拱手禮，到一個新的城市新的氣候，適應一群新的人，我覺得太偉大太了不起了。我不行，吃也不習慣，什么都不習慣，到了北京還流鼻血，還要找一份新工作，還要起那種范兒……我就在這兒當一個土地主，當一個山大王，舒服得不得了……一旦連這個都敢承認，就舒心了。”

比汪涵小21天的何炅常被拿來與汪涵比較，何炅出道更早，招牌節目《快樂大本營》紅得也更早，如今仍是湖南衛視收視率第一的節目。但兩個人所接到的地氣不一樣，從娛樂心理的角度，兩個人在觀眾心目中的感覺也不一樣。汪涵主動提及他幾天前發給何炅的生日短信，“我敬重的老伙計，相識十幾年了，你我之間的情誼豈是彼此在舞臺上幾句玩笑話和外界無端的猜測所說得清道得明的，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只記今朝，這樣一直下去多好”。

汪涵是白羊座。相信星座的人會認為，白羊座代表12個星座中的嬰兒時期，一方面是天才型人物、性格直爽，另一方面則會顯得幼稚，是個需要別人照顧的兒子。從地域性格的角度，汪涵身上又有著湖南人的執拗和直來直去，看起來隨隨便便，其實有一把碰不得的犟骨頭。“吃得苦，耐得煩，舍得死，霸得蠻。”這形容曾國藩湘軍的12個字，如今已成為湖南人性格的注解。《從文自傳》里千人砍頭血流成河的湘西土匪，曾國藩的湘軍，都是以勇敢、血性、坦率、忠誠著稱，這4個詞，差不多也都是白羊座汪涵的形容詞。

他1994年高中畢業后讀的是湖南廣播電視學校，是中專，之前在初三、高一因病分別休過兩次學。因為文化課成績不夠，未能如愿考入北廣這樣名頭更響的大學。畢業后在湖南經視的頭兩年，他干的基本上都是體力活，分發禮物，為節目暖場，還曾為了在晚會最后一個天女散花式的特效，在體育館的大梁上趴了幾個小時，對面還趴著一只大老鼠。這種小人物式的“吃得苦、耐得煩”的經歷，都是他和湖南人共同的感情基礎。他的幸運是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從大梁上下來，站到了舞臺中央，這給他留下了很多成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