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認識平川的時候，當時他在波士頓大學讀大二，在社交網絡上，他問我能不能把我的一篇文章貼在他的“寰宇風致會社”。我被這個大名頭嚇到了，去那個網站上一看，是個十分熱鬧的青年博客集。博客群后來沒多久就看不到了，可是這個平川在高中時代搞起來的“風致會社”卻不斷壯大，吸收了美國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成為會員。

2011年冬，平川還在讀大三，風致牽頭和哈佛大學的一個學生社團搞了個“辛亥革命百年論壇”，邀請了一批國內知名學者（袁偉時、楊天石等）在哈佛費正清中心宣講相關論文。我深知這個由學生組織的準學術會議有多難，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能開幕簡直是奇跡。最終，為期兩天的會議成功吸引了北美各州四百余名留學生參加，坐滿了一個大禮堂。那兩天大雪加風暴，學生們濕淋淋地出現在會場，坐在階梯教室里認真聽演講做筆記，在雪地里艱難走路去難吃的中餐館，和國內的教授們邊吃邊聊……這場亂糟糟的學生策劃的會議，比所有的官方學術會議更加紀念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那場會議之后沒過多久，平川就對我說要在風致里設一個獎學金，讓在美國堅持學文科的中國學生（相比較經濟或者理工科的留學生，他們實在是太需要勇氣了）能經濟無憂地做學術。平川說，他希望有才華的人能在本科就有資金去做田野研究、不用擔心研究生學費、能堅持讀下貧苦的博士。我被感動了，然后問他，獎學金的錢哪兒來？

他沉吟了片刻說，所以風致要開始想辦法賺錢了。他說這話的口氣讓我覺得，他剛明白濟世向學的雄心是需要大筆金錢的。

再過沒多久，平川說要拓展風致的會員，找到足夠的人脈才能創業。他開始在上海和波士頓的高級會所里辦大型派對，從派對的照片看，平川大概在那兒認識了不少高富帥和白富美。

然后有一天，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他有辦公室了。報出來的辦公室的地址差點嚇死我：那是波士頓最貴的商業區。我趕過去圍觀他的辦公室：在那條波士頓最繁華的商業街上，他租了一幢很窄的寫字樓里不到十平米的一小間，幾個和他一樣年輕的大學生正擠在一起喝珍珠奶茶、做網站、群發郵件給常春藤盟校里的教授，請他們暑假來中國給高中生上大學基礎課。

我笑他，真有教授會睬你？

他說，有啊，多著呢。

看來這些教授們也和我一樣，被他這辦公室的地址給唬到了。

那年平川大四，從波士頓大學休學，回國辦自己的輔仁暑期學校。

2013年夏，輔仁暑校已經到了第二年，我恰在上海，就去轉轉。暑校為期一月余，教室選在上外賢達學院的某一層，玻璃門上貼著一個Kaplan（編注：Kaplan是世界領先的終身教育服務商之一，業務遍及全球，尤以提供備考服務聞名）的招牌，平川說那是上一任租客，他們還沒有時間把牌子換掉。

這年的暑校招到了100名學員，大多數是高中生和高三畢業即將升入美國大學的準留學生，學習文學、歷史、經濟、寫作等課程，這些課程都能轉成大學的正式學分。課程的老師都是美國名校的明星教授，哈佛教授Matthew Kaiser在可容納千余人的哈佛桑德斯劇場(Sanders Theatre)教文學，而哥倫比亞大學的Richard Billows則是歷史系主任。在暑校，學生不但可以和這些名師上課，還能參與教授的研究項目。每個周末，暑校安排了旅行、社交、演講活動。

兩年來平川收獲了一些神奇的合伙人：2012年一個36歲的律師，帶女兒來聽講座，聽完后就決定加入。一個從南加州大學休學的年輕人，本來是想讓平川加入自己在武漢的公司，聊了之后卻決定第二天就搬到了上海，帶著他所有的家當、女友，還有一只小狗。

在上海我還見到了平川的投資人之一張文吉，他是平川在波士頓大學時的同學，現在已經是波士頓學院的哲學研究生，馬上就要申請哲學博士。他不避諱家庭的財富，

他的父親生意成功，經營過地產炒過證券投資過電影，靠南非的白銀礦廠發了財。他也不避諱財富對于他的無意義，除了能隨心所欲地追求夢想——他的夢想是“理解世界”，他覺得最好的途徑便是學習哲學，與智者博弈。他的偶像是維特根斯坦，那位出身于歐洲豪富家族的哲學家散盡了繼承的萬貫家產，專心研究邏輯學。張文吉在維特根斯坦身上看到了自己想要追求的智性生活。至于張文吉的父親，倒也沒有逼迫他去繼承自己的生意，還挺支持他的學術之路，雖然對具體追求什么學問并不關心，只是覺得最好是“在哈佛做學問”，有面子。當然啦，每個中國家長都有個哈佛夢。

張文吉就是靠著父親的哈佛夢拿到了錢給平川的輔仁暑校投資，騙父親說通過暑校有機會認識哈佛教授，對申請博士有好處。我一聽就樂了，“這個他都信？”張文吉哈哈一樂，“你總要對投資人講些他們想聽的。”

我問張文吉為何不自己創業而選擇給別人投資，他回答了一段很有趣的話：“自己去做一件事情，看到它成功、賺錢，這又怎么樣？這不過是在做證明題，證明了某種前人開創的商業模式的成功。”商人之子不屑于這樣的證明題，他希望能整合別人的理論，甚至開創自己的理論，去輸出理念。這就是他更想要做個哲學家，也是為什么平川這個“輸出理念”的暑校能得到張文吉的投資。

在輔仁暑校的辦公室里，我和平川聊天，啃餅干當晚飯。助手們不斷打電話給他，或者直接闖進辦公室，處理些火燒眉毛的小事故。在這片混亂中，平川斷斷續續地對我講，明年夏天一過，他就必須回波士頓大學修完最后一學期然后畢業。我問他，“什么叫必須？再不回去學校就要踢你走人？”他說，“不是。我GRE成績快過期了，我想要申請研究生。”“為什么申請研究生呢？”“我也像張文吉一樣很想做學術啊，我的夢想是寫一本政治學專著！”

“這都可以！”我聽了很吃驚，無法想象一年后平川將如何兼顧學業和創業。可是我馬上想到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讓我吃驚。朋友圈里并不是人人都贊成平川，有人說他幼稚、浮躁、不靠譜，可他無疑有著超凡的執行力，是他這個波士頓大學的本科生（而不是哈佛的任何人）異想天開在哈佛開辛亥革命的會，是他在波士頓最貴的商業街給自己安了辦公室，是他決定群發郵件只找全美最好的教授來中國給高中生上課，“這都可以！”我幾乎每次都是這個反應。而他卻每次都能在亂七八糟之中做得風生水起。

晚上九點多，平川忙完了一天，路過一間教室，有幾個住讀在暑校里的高中生正在玩多米諾骨牌，這些高中生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國際學校，在學校學的是英美的教材，父母早就打算好了送他們出國。平川走遍了全國這些學校為輔仁做廣告，終于拉來了這些客戶。看到平川，他的客戶們親熱地招呼，詢問他的意見：某個教授明天要走了，他們在為難：送別卡片上應該寫這個教授的名還是姓。

2013年比去年好多了，暑校實現了扭虧為盈。我想平川大概真能靠這個輔仁暑校賺到第一桶金，到時候他就能實現兩年前告訴我的夢想：成立自己的獎學金，讓在美國堅持學文科的中國學生拿著這些錢做田野研究、繼續深造。張文吉則說，他們更遠期的理想是做大輔仁，然后到中國的貧困地區去辦中學，招收優秀的學生，讓他們享受到免費的優質教育……這些好事聽起來太遠了，于是像個夢，大家嘲笑它們通通是天方夜譚。只有平川相信這些事，既相信它們應該實現，也相信它們可以實現。于是他嚯地站起來，去干他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