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是一尾中等個頭的魚。劃幾刀，老抽料酒白醋蔥姜腌過了，還不夠，封在鍋里，文火慢蒸，其實，往爛熟里整，哪分文武呢，不都要等魚眼由黑轉白激出來火才會縮進灶頭。清蒸魚，蒸到清白。然后，輪到如棒如筆的筷子登場，一陣捅戳揪，瘦了一半，翻個身，又一陣，只剩陶樣的骨了。頭卻還昂著，嘴半張。一桌人，魚也不知怨哪個好。

不知誰說過，吃魚好比失憶，看著是到了體內，實際上，是被遺忘了，能記得的只有骨和渣。魚在頭被刀背痛擊后掙扎的姿態，也是食客們不愿看不愿想的。正巧，它旁邊有一瓶見了底的石庫門，所以，還是談談酒吧。

這些天，在看一本書，其中一章這樣開頭，“甲十五號的老人當中，就我所知，有兩個人特別好酒。一個陳企霞，一個唐因。”我天性好熱鬧，做孩子時讀水滸，不看刀槍棍棒，只看酒，大碗大碗灌下去，鯨吞長河，醉了，更威風。

相較之下，楊葵的文章就讓人氣短，《過得去》說陳好酒，不寫何等海量，下筆就說他被老伴禁了酒，常年和她玩貓捉老鼠的游戲：“不管老太太如何實施三光政策，老頭兒每天早上一睜眼，總能從床底下撈出個酒瓶，咕咚就一口。”手腳有時遷風范，但總不氣派。老頭何來頭？ 20世紀中國文壇兩大冤假錯案之“丁、陳反黨集團案”的男一號，女一號是丁玲，一個有故事的人，魚身上被捅戳過的一塊肉。到老來，偷著抿一口是福氣，哪敢暢飲！

另一冤假錯案是“胡風反黨集團案”。胡風的營里，有一個叫路翎的，17歲寫就80萬字的《財主的兒女們》，英氣逼人。第13章，老仆馮家貴葬身霧雪中的蘇州城郊時，路翎借二少爺蔣少祖之口發聲，“這個時代唯一的錯誤，就在于忽略了無數的生命，而在他們終結時——找不到一個名稱！”，“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意義！所以這個時代，這樣的革命，是浸在可恥的偏見中！一個生命，就是一個豐富的世界，怎么能夠機械地劃一起來。而這種沉默的、微賤的死，是最高貴的！”胡風評價：“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規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詩的名稱的長篇小說。”

這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或許因此，他才被劃在黑名單，囚禁多年，“重見天日，頭發全白”。白頭發路翎住在北京虎坊路甲十五號，作協和文聯的“高知樓”，和少年楊葵做鄰居，方有機會在《過得去》中占一席之地，不過，真正被記住，緣于一樁小事。

上世紀90年代，楊葵在作家出版社做編輯，一個黃昏，老人捧出一摞新稿給他，楊葵一看，當下不知所措，“撲面而來的，是‘大躍進’時代好人好事通訊報道的慣有氣息，全是概念，空洞乏味”，“挺好的，我帶回去仔細看。”楊葵說。老人熠熠的眼神隨即就暗了，頹了，委屈得像孩子，半晌，他囁嚅道：“鳥關在籠子里時間太長了，放出來，就不會唱歌了。”

不唱歌的鳥，一是不會，要它打開喉嚨，簡直是要它命；另一種，愛唱，也動聽，有人嫌它吵，要它閉嘴，拿膠帶箍住那鵝黃的喙，這會要了它的命，但他們不睬它。這鳥通常有兩個結局，失聲或死去。

在法國作家吉爾伯特.阿代爾的小說《戲夢巴黎》末尾，靦腆的美國少年馬修，奔襲在“五月風暴”席卷下的巴黎街頭，見兩位好友被圍毆，情急之下，躍上破床墊做的街壘，舉起栽倒的紅旗，揮舞，“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稍后，一聲槍響。街壘的另一邊，一位警官望著他的機槍，涕淚縱橫，“我不是故意的”，他反反復復地喊。他只是無辜的鳥，不會唱歌，不巧正落在機槍的邊上。當時，滿大街，都是學生，都是孩子，都是剛剛會歌唱的鳥。

那是1968年的5月，法國“光輝三十年”的峰頂，經濟繁榮，政治安定。現在，只有一些骨被銘記，如當年的學生領袖如今大腹便便的歐洲議會綠黨黨團主席達尼埃爾.科恩——本迪特，如下臺復上臺的戴高樂，如帶有“68”胎記卻要反攻倒算的總統薩科奇……那易損和柔弱卻不知去向，也不在歷史中。

我們離桌了，要走了，魚骨還在盤里，盤還在老地方，也沒人替它收尸，所謂“飛矢不動”說的就是這樣吧。撰文：成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