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雅皮攝影師馬丁·帕爾的畫冊《奢侈》中，上流社會的時尚屢遭奚落。他偏執地聚焦在不堪的地方，如絲綢晚禮服滾圓小腹處的一團深色污漬，如褶邊蕾絲貴婦帽闊檐上的一粒綠頭蠅。在這惡作劇式的偷拍照背后，掩不住的，是對時尚的不屑。

　　在衣香鬢影的酒會晚宴上，馬丁大叔是唯一察覺到不諧音的人嗎?只要視力無大礙，近距離應酬時，誰又看不到?!說穿了，時尚，能為一時所尚，就在于不必較真，隨大溜又不跌份。但因此抱定無謂心就步入了盲區。問題就復雜在這里。就說法國，既是全球時尚人士的耶路撒冷，又是近代激進思想的軍工廠，絕非偶合。這該如何解釋?換句話，最輕和最重之間有無蛛絲馬跡可循?

　　這話題未免太嚴肅，先談一件好玩的事——催眠術。對習慣催眠藥的現代人，其意義僅限獵奇娛樂，屬“跳大神”等左道旁門的一種。難以想像，230年前的法蘭西，催眠術獨領風尚十年，我們知道，那時的法國，才沐理性主義洗禮，正處大革命前夜。兩幕歷史大劇的承前啟后者，倒是個丑角?!

　　催眠術的始創者弗朗茨·安東·梅斯梅爾并非打諢插科者，此君乃巴黎上流社會的顯赫人物，莫扎特的朋友兼贊助人，看畫像，相貌裝扮相當貴氣，迥異江湖郎中;催眠術又是什么?即“動物磁力學”，酷似中醫“氣血說”，照其說法，在一切動物軀體內，有一股無名細流穿行環繞，受阻了，人會患病，“不通則痛”;與草藥針灸施治不同，梅氏稱通過按摩人體“磁極”疏浚，最終能恢復健康。

　　這早被證明荒唐無稽，當年的風行卻有據可查。1783年到1784年，在《巴黎日報》上，催眠術的篇幅遠壓過其他任何話題;《歐洲信使報》報道：“首都所有談話的主要話題，仍然還是動物磁力學”;一位叫做阿迪的書商在《秘錄》中記載：“男人、女人、孩子，都卷入進來，人人都搞催眠術”;莫扎特歌劇《女人皆如此》也有動物磁力學串場;大革命后，雨果、巴爾扎克依然對其極盡褒揚;精神分析學的祖師弗洛伊德更深受影響。若讓母牛開口講話，喋喋不休的，一定還是催眠術。

　　今天來看，催眠術的流行迎合了18世紀崇尚自然的風氣，主張人與自然經由特殊液體達致和諧;二則乘了理性主義的東風，有自圓其說的“科學”理論，又借用了流行的萊頓瓶等實驗設備;且在18世紀后期，科學發現層現迭出，比催眠術離奇的滿坑滿谷，無從辨識泥沙時，最省心的便是來者不拒。

　　公允地說，催眠術沒有多少建樹，但也沒鑄成大錯。梅氏本意絕非設局行騙，他深信自己對自然力量給出了一種新解釋，只想在鬧騰的科學江湖中覓一把交椅。

　　不過恐怕要嚇暈梅斯梅爾的是，1968年，在《催眠術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中，文化史家羅伯特·達恩頓竟將催眠術視做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助燃劑。這股煦風是如何擦燃革命火種?這荒誕的玩意兒又緣何引來馬拉、布里索等后來的大革命領導人會師?

　　按達恩頓的研究，當時的法國人對政治興味索然，飛行器、智利怪獸等“科學奇觀”已讓他們目眩神迷，哪會去關注晦澀乏味的政治理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塵封在書肆結滿蛛網的角落，市民睡前讀物多是《物理愛好者須知》這類暢銷書。然而，革命不是一小撮人干得了的，有“引刀成一快”的決絕，還得有商業頭腦，販賣思想給大眾，也要先做市場調研，找準大眾的喜好。

　　催眠術人氣最高，如何與激進思想無縫對接呢?某些特權機構恰巧遞來了一根檁頭。這得從一樁學術事件說起，當初，作為一位科學青年的梅斯梅爾，發現催眠術后興沖沖趕到巴黎求發展，非“學二代”又非“貴二代”的他天真地以為“學而優則仕”，幻想求得壁壘森嚴的學術機構支持，卻連吃閉門羹，請求專家驗證治愈病例，也被晾在一邊。一怒之下，梅氏不再搭理學術官僚，而訴諸普羅大眾。于是，他的形象桀驁起來，無意間，扮起了意見領袖，催眠術宣傳手冊中摻入了政治牢騷;于是，舊制度下的失意人，都將他的牢騷看做自己的抗議。

　　這時，如有人拿起指揮棒，打拍子，教他們高低音，教他們辨節奏，幽怨就可能譜成《馬賽進行曲》，一旦不脛而走，沒牢騷的人會被感染，得意的人也會加入合唱團。這曲子如何更撩撥人?加盟催眠術組織的“馬拉們”愈發清醒，布里索設計出副歌——“自由……是健康的法則”。為什么?按動物磁力學理論，一種特殊液體連通所有人和物體的氣場，與宇宙相諧;借此 “常識”，卡拉射出袖箭，不公的律法會干擾人的氣場，威脅健康，而宇宙和諧的本質就是共和。說白了，只有推行共和制，大伙才能延年益壽。誰不想長壽!所有的心臟因此充血、加速律動，怦怦怦;砰砰砰，大革命來了!

　　催眠術熬成了醒神湯，學術爭端釀出了刀兵劫，時尚不僅沒作浮云散，反成攻陷城池的特洛伊木馬，或許，波德萊爾真沒說錯，“世界只是由于誤會才前進。”同樣，馬鳴蕭蕭，興許是群馬患上流行性咽炎在猛咳嗽呢，牧人卻以為它們學會了浪漫抒情，進步了;可能，馬兒自己也這么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