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Rocco LIU 翻譯：尚曉蕾
撰文：卡拉·斯維舍爾（Kara Swisher）
攝影：喬納斯·弗萊德沃·卡爾森（Jonas Fredwall Karlsson）

對凱文· 希斯特羅姆而言，那個改變一切的時刻來臨的時候，并沒有留下照片。但是如果有，那么看上去會是這樣的一幅情景：一個將近30歲，身材瘦高、深色頭發的男子，獨自坐在加利福尼亞州帕洛· 阿爾托市（Palo Alto）加鐵（Caltrain）車站的一條長椅上。這個畫面如果使用深褐色調或者風化銅綠的濾鏡處理一下，或許更能增強那種沉思的情緒。

那是去年的4月初，當時希斯特羅姆正在等待他的合作伙伴麥克· 克里格（MikeKrieger）從舊金山趕來與他會合。希斯特羅姆剛剛離開位于車站附近的馬克· 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家，并且仍然在消化這位Facebook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提出的意向：正式收購由希斯特羅姆和克里格在18個月前創立的照片分享應用Instagram。扎克伯格開出的價碼是10億美元——3億現金，其余數目則以Facebook的股票相抵。當時，萬眾期待的Facebook首次公開募股（IPO）馬上就要開始，這個出價可謂相當地慷慨。

考慮到Instagram的規模和“年齡”，這個出價就顯得格外誘人了。當時，公司只有13名員工，在位于舊金山南園（South Park）區的一個狹小空間里開展日常運營工作。即便如此，這個小團隊仍然成功地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里就吸引了3000萬名iPhone用戶，為他們提供了這項能夠快速上傳并使用濾鏡修正美化照片，然后把照片發布到互聯網上與朋友們分享的服務——Instagram。適用于谷歌安卓手機操作系統的版本也在一周前發布，一天之內就獲得了100萬名用戶。不僅如此，雖然這個應用還沒有產生收入，卻已經引發了大批風險投資人的關注，以至于這家初創公司即將完成新一輪的融資，并獲得了高達5億美元的估值。扎克伯格剛剛提出的價碼是估值的兩倍，這足以讓希斯特羅姆在那個車站的長椅上好好想一陣了。

“咔嚓”！如果對Instagram和希斯特羅姆來說真的有“一攝千金”的時刻，那一定就是現在了。

在很多方面，希斯特羅姆的生活總是充滿美好。他生長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郊外的一個中上階級社區霍利斯頓（Holliston）。這類小城里到處都是睿智并且有遠見的父母，養育著聰明又上進的子女。希斯特羅姆也不例外。在附近的米德爾賽克斯（Middlesex）寄宿學校念完高中之后，早已經對硅谷心向往之的他考入了斯坦福大學。“你能通過成立一家創業公司而迅速致富，這種想法當時在馬薩諸塞州以至于整個美國東岸都是聞所未聞的。”希斯特羅姆說。在西岸則顯然不是這樣，他作為斯坦福2006年的新生，主修經營管理學和工程學。畢業后，他在一家后來變身為Twitter的公司完成了實習，又在谷歌（Google）公司工作了差不多三年，接下來他進入了一家名叫“下一站（NextStop）”的小型旅游攻略網站工作了一年多。隨后，希斯特羅姆自立門戶，成立了一家叫作Burbn的初創公司，這也是Instagram的雛形。Burbn是一項基于位置的應服務，取這樣一個名字則是出于他對威士忌特別是波本威士忌（Burbon）的偏愛，這種怪誕風格的取名方法當時在硅谷相當流行。

出生在巴西的克里格則走了一條更為傳統的“技術型人才”之路，他也是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曾經在舊金山的熱門社會化媒體平臺Meebo擔任工程師和用戶體驗設計師。克里格2004年來到美國，最初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新聞工作者，他所學的專業是“符號系統”，這門學科將計算機科學與認知科學以不同尋常的方式結合起來，雅虎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梅麗莎·邁耶（Marissa Mayer）和LinkedIn公司的聯合創始人雷德· 霍夫曼（Reid Hoffman）也都曾修讀這個專業。

按照希斯特羅姆的說法，在Instagram的發展過程中，克里格變成像“隱形人”一般躲在幕后，而實際上在很多方面，特別是程序設計方面，他才是公司的靈魂人物。

追溯希斯特羅姆和克里格兩人合作關系的緣起，幾乎就像是演出了一幕發生在硅谷的“美麗邂逅”。雖然兩人在斯坦福就學期間就相識，但是真正成為朋友卻是在很久之后，因為他倆總是在舊金山的同一間咖啡館不停地偶遇。克里格回憶說，“我總能碰到凱文，我們會互通些消息，我就會說，‘嘿，你試過這個嗎？’——基本上聊的都是那些極客們感興趣的新鮮玩意兒。我覺得我們有一項共識，那就是我們都有興趣做一些能超越我們一己之力的更宏大的事情。”

希斯特羅姆當時正為創建Burbn而奮斗，在2010年的某一次咖啡館偶遇時，他走上前去對克里格說，“嘿，我正在做一個非常有前景的項目——你有興趣做我的創業伙伴嗎？”克里格立即表示出很有興趣。“我腦子里馬上浮現出一幅畫面：我在舊金山工作，”他回憶道，“我在從事我喜歡的工作，我們兩個人一起。”

這個項目并非沒有資金支持，它吸引了50萬美元的投資，一半來自硅谷聲名卓著的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基金，另一半來自基線創投（Baseline Ventures）的斯蒂夫·安德森（Steve Anderson）。即便如此，Burbn的前途從一開始就讓人憂慮，主要原因是它看起來并不具備足夠的差異性，將自身與其他一些已經功成名就的位置簽到類服務——比如炙手可熱的Foursquare——區分開來，這些服務都能讓你把你到訪過的地方分享并推薦給朋友。就連Burbn的商業信條都顯得沒什么棱角：“現實世界中一種溝通與共享的全新方式。”

雪上加霜的是，“下一站”——那個希斯特羅姆曾經工作過的旅游網站——很快就被出售給了Facebook，而希斯特羅姆自己也差一點兒在幾年前進入Facebook工作。“我就想，真是太倒霉了，我已經錯過了Twitter那條船，我現在又錯過了Facebook那條船。”他說。

就像很多初創公司里慣常發生的那樣，克里格剛剛正式加盟，希斯特羅姆就告訴他，自己想把Burbn推倒重來，并且把精力集中在新的想法上。在硅谷初創公司的行話里，這一舉措被稱作“轉型”，實際上就是用一種委婉的方式表示你搞砸了，因此要重新開始。所以，兩人開始毫不留情地重新評估Burbn，最終決定重新打鼓另開張，開發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項目，并且半開玩笑地把它直接命名為“代號”。非常關鍵的是，他們摒棄了已呈疲態的網頁編程形式，改為專注開發手機應用，因此他們對2010年6月剛剛發布的蘋果iPhone 4手機進行了大量深入研究。

但是他們真正的突破是概念上的：“與其做一個以位置簽到為主，發布照片為輔的應用，我們想，為何不反過來做一個以發布照片為主，位置簽到為輔的應用？”希斯特羅姆說。

那是一個“靈光乍現”的時刻，它的出現又很順理成章，因為答案好像一直就在那里等著被揭開： 從當上米德爾賽克斯攝影俱樂部主席那時起，希斯特羅姆的生活就與攝影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我天生就喜歡拍照，因為它更關乎通過調整變量來創造不同的感覺，并不一定需要你憑空創作出任何事物。”希斯特羅姆說，他在大學預科時期一直使用一臺小型尼康單反相機拍攝各種藝術照片，無論是車窗上反射出的景物，還是唐人街的光影變幻。

在斯坦福就讀期間，希斯特羅姆在大三那年的冬季學期選擇前往意大利佛羅倫薩，集中精力鉆研攝影。當地的一位老師勸他把手中的尼康換成一部能夠拍攝出正方形照片的塑膠材質霍爾加（Holga）相機，這個選擇后來也體現在Instagram中。在佛羅倫薩，希斯特羅姆還開始學習在顯色過程中使用不同的化學藥劑來呈現不同效果，比如加入硒調色液就能讓照片呈現出明顯的紫色調。

所有這些經驗最終都會被融合進希斯特羅姆和克里格在2010年夏天忙著在筆記本上手工描繪的新應用中。心力交瘁的時候，希斯特羅姆和女友妮可（Nicole）一起到墨西哥的南下加利福尼亞州（Baja CaliforniaSur, Mexico）一個叫作托多斯·桑托斯（TodosSantos）的嬉皮藝術家小村里度了個經濟適用型的假期。

一天，兩人在海灘上漫步時，妮可告訴他說自己并不愿意使用他在開發的這款應用，因為她的照片永遠都不如他們共同認識的另一個朋友拍得好。“我說，‘呃，你知道他是怎么弄那些照片的，對吧？’她回答，‘不知道，他就是會拍出好照片。’我就說，‘不，不是，他用濾鏡把那些照片調整過了。’她就說，‘哦，那你們的應用應該也有濾鏡功能，對吧？’我說，‘啊哈！’”

“差不多。”確實應該有。

希斯特羅姆回到酒店房間開始上網搜索，想找出濾鏡的制作方法。當天他就做出了第一款濾鏡，他稱其為X-Pro II，意思是“用錯誤的藥水沖洗膠片后形成的交叉顯影效果”。他和妮可開始使用這個濾鏡拍照，并且發布了第一張以這種特殊風格拍攝的Instagram照片，畫面上是一只墨西哥小狗正趴在妮可的腳邊。他們開發出一些濾鏡功能后，把發布這項新服務的目標定在了8周之內。

興奮不已的希斯特羅姆和克里格把他們的新計劃與投資方進行了分享。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和基線創投的安德森都沒有反對意見，并且后者很快開始密切參與到他們的工作中。“我記得自己當時想，終于，”安德森說，在此之前，希斯特羅姆一直苦于找不到通往成功的關鍵因素，對此他曾經倍感憂慮。

到了給這項新服務命名的時候，希斯特羅姆和克里格都同意“即時（Instant）”是關鍵字，在嘗試了幾百種詞根搭配之后，他們一致決定把“電報（Telegram）”當作新名字的第二個組成部分。

測試版本準備好之后，希斯特羅姆和克里格向科技界的大腕以及重要媒體介紹了這款應用，并深挖兩人在斯坦福以及之前任職的公司里的人脈關系進行推介。在希斯特羅姆極具感染力的熱情和克里格的智慧共同作用下，Instagram獲得的反饋很令人鼓舞，特別是一些重要人物，比如Twitter的杰克·多西（Jack Dorsey），都對它很感興趣。希斯特羅姆上大學期間曾經在Twitter的前身奧德奧（Odeo）公司實習（并且整個夏天他就坐在多西的旁邊），他與多西見面并向他展示了Instagram。多西一下就成為了這款應用的粉絲。

“從一開始，Instagram就是一個簡單方便的應用，使用起來令人愉悅，”多西回憶道。“我對他們在用戶體驗中加入的種種細節感到震驚。這讓我想起以前[在奧德奧工作的時候]凱文談起拍照時的滔滔不絕。很顯然他沉迷其中并且有很多想法，但是直到那時他才把它們付諸實踐。”

Instagram于2010年10月6日正式發布，用戶可以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平臺上分享照片。發布第一天，這個應用就獲得了2.5萬用戶，從那時開始，用戶數就開始了成倍增長。

曾經有一次，舊金山巨人隊（SanFrancisco Giants）正在公司附近的AT&T公園球場打一場季后賽。希斯特羅姆記得，那引發了另一個頓悟的時刻：“我們能聽到全壘打得分后全場爆發的歡呼聲，但是并沒有身臨其境的感覺，”他回憶道，“我們臨時起意在數據庫里進行了一次搜索，想看看是不是有人在那里使用Instagram，然后我們發現在過去的兩小時中，用戶從體育場里拍攝并發布了140張照片，讓我們能夠（通過這個應用）看到比賽的實況……也正是在那時，我們意識到，Instagram能做的事情遠遠不只是簡單的照片分享而已。”

媒體和公眾幾乎立刻就被Instagram迷住了，但是不久之后，希斯特羅姆和克里格就初次遭遇了出乎意料的挫敗。

2010年，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給Burbn投資25萬美元的那段時間，他們同時還投資了由資深企業家道爾頓· 考德威爾（DaltonCaldwell）聯合創立的拍照應用PicPlz。盡管PicPlz主要面對的是不斷增大的谷歌安卓手機生態系統，而這家風投基金也對希斯特羅姆和克里格的“轉型”表示過支持，但是由于現在Instagram不期然已經成為了PicPlz的競爭對手，投資者們仍然覺得他們面臨一個“商業倫理問題”，霍洛維茨之后這樣形容，所以他們必須義不容辭地遵守與PicPlz達成的合作關系。因此，就在Instagram發布一個月之后，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宣布，他們決定向PicPlz追加500萬美元的投資，并中止對Instagram的后續投資。（多虧他們在Burbn擁有的原始股權，這家公司從Facebook的收購中仍然能夠獲得7800萬美元——投資回報率高達310倍。）一直對上述沖突有所了解的希斯特羅姆是從《紐約時報》上讀到這一決定的，并為之深感錯愕。“很明顯，Instagram正處于急速上升期，我們只想被公平對待，”他說。“安德森-霍洛維茨是一家名聲顯赫的公司……就這樣被拒絕的感覺實在是太糟糕了。”

本· 霍洛維茨作為該公司投資方合伙人之一，也曾目睹過很多初創公司遭受滅頂之災，他說，“我們應該在作出決定之后立刻就通知希斯特羅姆。”的確，當時希斯特羅姆的感覺好像是遭到了伏擊。“我會把那個時刻牢記在心，當時我們正因為士氣高漲而興奮不已，同時也無法理解那些突如其來的變化。”他說。

不過，仍然有很多其他投資者表示出興趣，希斯特羅姆很快就鎖定了一個他認為能夠對現狀帶來最大支持，包括明星影響力的風險投資人：標桿資本（Benchmark Capital）的馬特·科勒（Matt Cohler）。現年36歲的科勒在廣大創業者心目中是僅次于上帝的神，他的職業經歷包括早期在LinkedIn擔任高管，然后又成為Facebook最早的5名員工之一。2008年他離開在Facebook負責的產品管理部門，成為了一名風險資本家。

“很明顯，（Instagram）深深打動了用戶，并且滿足了一項一直沒有得到滿足的需求，”科勒說，“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仿佛天生就是為智能手機平臺而開發的應用……讓你能夠把日常生活的點滴用自己的方式設計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