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Julien用12年的時間奮斗得來一間屬于自己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在國貿三期的11層。外面是200多人共同辦公的開放區域。但他盡量把門打開著,試圖維持原先和下屬一起奮斗時的那種親密感。
獨立的辦公室,讓他感覺到一種危險:在一個沒有人敢批評自己的地方,你的思想往往容易流于主觀。他的直系上司常駐香港,也很少對他的工作提出意見,這讓他總擔心略過自身的漏洞。
辦公室的綠化區有厚厚的卵石和蕨類植物。他當年的女朋友——也是他如今的太太,抱著女兒的照片,是他辦公室里唯一的私人物件。
1997年,加入仲量聯行(JLL)的第一年,Julien幾乎沒怎么見過太陽。他剛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在JLL的中國代表處工作。加上國外的同事,一共只有5個人。當時辦公的地方在京倫飯店的406和408房間。半年后,因為業務擴張,他們搬到京倫飯店地下一層的一個接近100平米左右的辦公區——地下室的租金很便宜。
天還沒亮,他就從八寶山父母家中出發,坐地鐵到復興門,然后坐環線到建國門,再轉1路或4路、52路到國貿下車。那時候地鐵一號線還沒有貫通,通常路上要花1個多小時。
三年里,他始終保持著每天12個小時的工作強度。除了大學起就交往的女朋友,他幾乎沒有可分心的私人事務。每天下班回到地面以上時,外面已是華燈璀璨。周六下午他也從不休息,搭汽車去看樓,那三年他記住了北京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樓的位置、層數、層高、洗手間的位置、是否有落地窗,有沒有窗臺,進深如何……直到他確信每一座樓的骨骼和模樣都融入了他自己的血液。
“我當時的老板跟我說,如果你要想比別人做得好,得下苦功。同樣有機會花10天的時間準備presentation,你得花最短的時間,才能戰勝別人。如果在課外下了很多工夫,那么你可能用1天的時間用英文去提案,1天的時間去準備這些PPT,8天的時間你要去思考為什么提供這個建議,怎么能夠符合客戶的要求,能夠幫客戶找到方案,每種方案的風險,你要能夠一一去分析。”
這15年,他已經擁有一個外企高層所必需的最理性的情緒,能夠與這種無處不在的危機感和平共處。他維持著早上8點前到辦公室的習慣,也從沒有在下屬面前紅過臉。直到他擁有自己的女兒,他才感覺到自己長久以來的過度理性。
“沒有女兒之前,常常會覺得孤獨。事業到了一定的層次,非常順利,但工作再也不能帶給你讓你足夠興奮的動力。那時候我相信,即使再好的工作,也不會是你最終極的目標。”
2006年,女兒出生之前不久,他的父親突然去世。他至今記得,那天陽光明媚,空氣中幾乎嗅不到污染。早上6點,他接到哥哥的電話,說父親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他愣住了,那是印象中第一次沒有考慮“當天的工作要怎么完成”。他父親是個普通的火車司機,只給予他一個普通的家庭,并教育他清白地追求成功。好幾天里,悲傷和震驚沒有給他的理性留下任何余地,他覺得“從心理上擺脫了理性的束縛”。
孩子也是他擺脫過度理性的伙伴。在追逐事業的那些年,他和妻子的設想是維持丁克家庭。唯一鼓勵他想要孩子的理由,是相信分娩對妻子的身體有長遠的益處。他心底里“覺得要孩子沒什么價值”,尤其從養老的角度。甚至他問過每一位朋友,為什么需要孩子。
他們的回答莫衷一是。后來他才發現女兒的出生,讓他找到當時正在模糊的方向感。直到現在,他都相信自己克服危機的能量來自家庭,以及和妻子從大學起就培養的相互信任。2000年,他獲得去澳洲悉尼分公司和舊金山分部培訓的機會,在出發之前,他毫不猶豫地向女朋友求婚,兩人舉行了簡單的婚禮。盡管公司提供的費用只供一個人的花銷,他還是帶著新婚妻子開始海外培訓,靠著之前的積蓄謹慎度日。他相信親密關系產生的道德感,是一個男人獻身事業的基礎。
當他有了自己的團隊,從原先的20個人到現在的200多人,和男下屬經常溝通的一個觀念仍然是:家庭。這本是外企里很少涉及的話題。周五晚上,他經常會邀請下屬去中國大飯店的Aria酒吧喝酒。他會對團隊里那些80后的年輕人說:“一個男人要真的想做成一番事業,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家庭,這樣你才能懂得怎么樣去工作。”
2005年,他開始負責寫字樓商業地產方面的團隊管理。4年之內,他帶領22人的團隊將仲量聯行寫字樓業務的業績翻了5倍,占據了北京市場的40%。公司為了執行本地化戰略,決定將Julien擢升為北京地區的副總經理(為他成為總經理做準備)。
讓他意外的是,他的上司無私地和他分享了他過往的經驗,希望Julien能從中盡快摸索自己的道路。這讓Julien第一次意識到這家公司的精神核心:不害怕甚至鼓勵培養自己的競爭者,當自己足夠強大時,就不必恐懼被邊緣的危險。
他從前任身上看到了對權力和經驗高貴的讓渡。畢竟,在Julien擔任北京區的總經理時,他的前任仍會留在中國。盡管前任會履行更高的職務,但仍需要向Julien匯報自己在北京地區的工作。在傳統中國的政治智慧中,“一山不容二虎”的觀念根深蒂固,每個人都恐懼失去實權,并想盡辦法腐蝕對方的權力。
當他自己逐漸擺脫了這種恐懼之后,給予下屬更多的是時間——從工作第一天開始,他就認識到那是最寶貴的東西。原先那22人的團隊里,他經常讓屬下將演講錄下來,自己進行補充,然后和對方一起重聽錄音,向他糾正哪里講得不對。這無疑是最信任的姿態——如果他自己完成可能只需要兩小時,但如果要示范糾正,可能需要花上7個小時。每逢新年,他也會親自給長期的客戶親手寫上幾百張賀卡,他就是這樣無聲地表達對別人的重視。
雖然商業地產咨詢業的人員流轉率非常高,但原先那22人的團隊,有一半以上都堅持在他身邊。最終,那些曾經離開的人,都開始逐漸回歸到這種崇尚“傳幫帶”模式的公司。即使他們無法享有別的公司的固定薪酬,但他們無疑更需要這種在每個細枝末節之處都愿意提供示范的文化——對Julien自己而言,他原先也是被這種文化所馴化,而今又成了這種企業精神的象征。
畢業16年,他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今年年初,他在新加坡參加大區會議,還碰上了11年前在澳洲、美國培訓期間的上司,他們都還在為同一家公司效命。這讓他更加信任自己的事業。
但在這種忠誠、安穩的公司文化表象底下,他還是嗅出了危險:身處最高的位置,感覺閱歷逐漸豐富的下屬漸漸在向自己逼近。尤其在他將寫字樓業務部的管理交由下屬負責之后,他勢必將精力集中于管理。業務條線出身的Julien,對自己是否能夠給公司帶來具體的實際收入非常敏感——他不能容忍自己被隔絕在可見的成就和績效之外。
這兩年在他的組織下,JLL成立了專門針對中國客戶的業務部門,他可以將多年積攢的咨詢經驗銷售/分享給本地企業。
“沒有人喜歡變革,變革一定會影響很多人的利益。但不對自己進行變革,你一定會被淘汰。”
“我知道自己在工作上很boring,職業必然要求你很理性。這么多年,我聽到過對自己最準確的評價是:Hor du common。 意思是說我和別人很不一樣。”
他松了松系得過于嚴格的領帶,紅藍條紋相間的襯衫也在證明他并不枯燥的趣味。他大學的專業是法語文學,但他現在只有極少的機會說出這種浪漫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