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Jane身材高挑，有著湖南人勻稱白膩的皮膚，但已很少吃辣。十幾年前來北京讀大學，為了在干燥的天氣里保護皮膚，就克制了嗜辣的愛好。顴骨處自然的高光，是高級化妝品才能留下的痕跡。身上的深藍連身裙，剪裁得近乎完美。嗓音薄脆，一句話里總習慣性地嵌入幾個英文或法文單詞，幾乎看不出外省女孩的成長印記。

　　確實，1996年畢業，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孚石油，工作地點就在國貿一期。第一個月工資是5000元。也許是外企員工的自我塑造，從上班第一天起，她就沒有坐過公交車上班。

　　接下來的簡歷有著讓人羨慕的光鮮平緩：工作不久，便和大學時代就相識的先生結婚。

　　先生從大部委離職下海。她自己則一路輾轉，從美孚到摩根斯坦利，再到花旗銀行，辦公地點都在國貿附近，這對她才是真實的北京。32歲，選擇生子，休假兩年。在她確定自己不愿意成為一名全職媽媽時，這家全球第六大律師事務所打通了她的電話。

　　那次見面在中國大飯店的商務中心，紐約總部的行政執行總監見了她，但始終不透露自己的背景。一切類似于盲目的約會(blind date)。他們了解了她在投行工作的背景。此后，她還見了北京的兩個合伙人。介紹Jane去面談的朋友對她說，對方對她印象不錯。

　　她禮貌地等待回音。但直到第二年年初對方才給她回復，性格積極的她之前給對方美國總部的HR打了個電話。對方很抱歉地解釋，公司一直在努力想辦法對她的前任解釋公司為什么需要她離職，但又希望她能夠快樂地離開。

　　Jane為這家公司的周到和“人道主義”所感動。雖然多年從事行政工作，大部分工作都是按照規則，一步步僵硬地完成。但她知道自己并非雷厲風行、不近人情的管理人員。她仍然能回憶起第一次要開除某個表現不佳的員工時，她自己比被開除的人都要緊張。那時她在摩根斯坦利擔任辦公室經理，首席代表和她一起進入會議室，那個將要被停職的翻譯坐在對面。她覺得自己像在刑場上一樣，強捺著顫抖。最后還是老練的首席代表作了安慰性的告別：在這家公司工作不順利，在別的地方還可以繼續。她越發知道自己不是“女魔頭”那樣的形象，做不到波瀾不驚地開除某人。

　　入職后，Jane很快就弄清了合伙人對自己的前任不滿意的原因：耽于小事而忽略大體。現在的合伙人會漫不經心地說她的前任總是拿著一大摞報銷表格去和他討論，比如是否應該下調律師的加班餐費標準，是否要嚴格控制員工的手機資費。

　　“拜托!我的時間很貴的，上千美元一小時，哪有精力和你去耗這些細枝末節的東西?!”合伙人激動地說。

　　“說話的徒弟，聽話的師傅。” Jane說。她敏感地意識到老板是在提出對她的要求：既保證合理的節流，還必須得大氣，見過場面。幸虧，在摩根斯坦利擔任辦公室經理兼PR時，每年她都會協助安排紐約高層與中國官員和大型國企負責人的會面。那時她身邊都是國外著名商學院的高才生，她自己也去修習了相關的課程，她知道什么是高級的生活方式，并且也在日常生活里充分體驗著，這讓她和那些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官員們打交道時游刃有余。

　　和所有成熟的女人一樣，她懂得怎樣巧妙維持和合伙人得體的距離，既不會事無巨細毫無主見地去征詢意見，也不會疏遠到讓上司生疑——她是高度職業的，不會讓人不可捉摸。她的工作內容某種程度上就像一個高級管家：服務、人事和行政，她都要處處留意。同時，又有充分的悟性去管理自己的每一個細節——

　　“我從來沒有連續兩天和同一位同事一起吃飯，就是為了避免同事間會產生小圈子的印象。盡管我可以很欣賞某位同事，但我絕對不會當眾表達出來。”

　　“我也從不試圖在職場里尋找友誼。只有離開公司那天，可能才是與某位同事建立友誼和私交的開始。”她補充道。

　　多年的工作經驗也已經讓Jane擺脫了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她知道自己越來越熟悉那條灰色的道路——尤其是行政工作牽涉到公司的方方面面，僵硬的規章制度往往約束不了人性的復雜面。盡管頂尖投行和律所可為其員工提供令外人艷羨的高福利，總有人會盡可能會在安全的范圍內為自己爭取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利益，即使是些蠅頭小利。

　　而她也不再像年輕剛工作時那樣耿直，眼睛里容不進沙子，在外企的經歷讓她處理問題的方式更為直感——也是一種維持平衡的能力。她必須權衡一個人的重要性、與老板的關系遠近，決定是否應該模糊對待這些小問題。在商業世界里，工作績效才是對一個人進行評價最重要的參數。她必須讓自己擺脫一個魯莽的人可能有的較真——畢竟，唯有正確評價同事間的相互關系，她才能鞏固自身的處境。

　　“如果你讓別人抓到你的缺點，那就說明是你的個性展露得太多了。”我問她，如何避免別人的不滿時她說。

　　經過7個月的裝修，5月份，她所在的律所搬進了國貿三期。那段時間對她是最充沛的時光：她一直和美國總部派來的行政總監工作，共同決定律所的裝修風格，具體到公司茶歇間的白色真皮沙發的皮色，和美國廠商廣告冊上的顏色稍有不符，她都妥帖地進行了更換。

　　她意識到自己職業的“兩面受氣”，但越是如此，她身上的職業感就越發強烈。大學畢業到現在，她發現自己的生活圈子基本沒有溢出CBD范圍之外——在國貿上班、購物、保養，一家人住在大望橋南的高檔社區。

　　穩固的職業生涯同樣也在塑造她的家庭生活——從辦公室回到家，她也絕不允許自己有一絲邋遢的痕跡。每晚給兒子讀完半小時床頭書后，她會細心地保養皮膚，然后和丈夫靠在沙發上喝杯紅酒，交流當天的工作。

　　對彼此的生活和決定不加干涉，也是她堅持的婚姻倫理，這大概是經歷了相似的成長道路的伴侶最能接受的方式。丈夫每次出差，她只會事前問下歸程。愛好條理的丈夫連出差的行李箱也是自己收拾。在極偶爾的時候，她發現丈夫一些并未告知的事情(比如和老同學聚會等等)，她也不會讓自己產生一般女人那樣放大的恐懼——工作給予她的安全感，和在北京的位置，這是她自信心的來源和標志。

　　他們之間最大的紐帶是孩子。孩子出生時，丈夫就希望她是全職的太太，現在仍經常試探她的反應。但她發現自己離開工作簡直無法正常呼吸。工作越是辛苦，她的能量場越是強大，越有意識地讓自己光彩照人。她并不想讓自己僅僅成為一個與社會能量脫節的全職媽媽，或僅僅是一個沒有母性的成功女性……這兩根支柱，支撐著她從一個外省女孩變成這個城市中上層的一分子，但她對這兩者無法決然地排序。

　　“那，接下來怎么走?”有時候她也這樣問自己。

　　和大部分70年代的年輕父母們一樣，出于對孩子的考慮，他們更加不滿于腐化的社會意識和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在朋友圈子里，衡量一對夫婦成功的標志之一就是能否成功移民。畢竟，對他們而言，CBD輻射的道路盡頭，不是灰色而疲憊的郊區，而是陌生的國度，至少那里充滿著安全的富足和希望——這些在她的生活里始終無法被全然滿足。

　　策劃、編輯：蔡崇達 采訪、撰文：潘愛娟 視覺：蘇里 攝影：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