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索馬里? 采訪、撰文：劉敏? 插畫：畢勝? 攝影：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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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斌（Benjamin）的名片簡潔得近乎夸張。上面只有他和公司億康先達（Egon Zehnder International）的名字，沒有任何職位介紹。但他毫不在意。他相信自己的客戶，應該足夠優秀到知道這家全球四大獵頭顧問公司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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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會有客戶匆匆將他的電話應付過去，甚至有不知道億康先達的背景，翟斌都能成功地維持著“巨大的心理優勢”：“你不接我的電話是你的損失，你見了面不打開你自己是你的損失。”這種淡定的經驗基礎，來自于過去10年，他成功為最頂級的央企、外企里物色的二百多號候選人。而在他給每位客戶推薦3～5位候選人之前，他已經從30人到50人的大名單里約見了15到20人左右。等于說，在過去的十年里，他至少見過幾千位各行各業的翹楚。因此，不難理解，為什么他略顯狂傲地說，“什么CEO沒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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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度說，他的心理優勢在于：哪怕你是再成功的CEO，只要稍有經驗的獵頭都可以肯定，每三到五年，他的公司可能會面臨收購、兼并、破產等局面，任何一個成功的領導者都要面臨哪一天自己需要換工作，甚至是家庭破裂等問題。在他十年的上百個case里，他自己從不羨慕得到工作機會的那個人，“沒有哪個項目是I wish I was the one 。”
　
他自信能在最短3分鐘的時間里，讓再驕傲的候選人“不要小看我，平等對待我”。常常，他會直截了當地對那些CEO們說：“我覺得我們今天談得不夠，所有的都在表面，我沒有真正了解你的內心。”
　
或者是，“John，我確實在市場聽到對你的一些批評和疑問，你怎么回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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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樣的問題，有人會本能地反擊，，“對于我說都可以接受的，但我要通過他為什么反擊，如何反擊對這個人有所了解。四平八穩的訪問，我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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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翟斌常用的面試原則，他自己稱之為“適度侵擾”（reasonable disturbing），“我在面試候選人的時候，一般可以讓他稍微有哪個地方有咯噔一下的感覺。比如說，我們可以談得特別好，如果都是在云里霧里，他不會記得我。只有一個人跟他談的時候，你要撥動他的某一根弦，也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他個人職業生涯方面的，他才能夠記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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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如何準確地找到對方的那根弦，翟斌的方法是“mirror對方的氛圍”。如果對方比較低調、務實，他的提問和意見也會很低調。但如果對方很牛很傲氣，Ben會保證自己“表現得比對方還ag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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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受驚的時候，喜歡把毛奓起來。當一個人在對話中過于注重自我的時候，這個人就是奓開了——有的候選人會在電話里吹噓自己是誰誰，年薪多少多少萬，或者當他不太坦誠的時候，他就是不自信的。”
　
在他的判斷里，中國大部分獵頭公司的獵頭顧問，對客戶都有點仰視的意味，他們中的很多人會這樣拿起電話：“×總，求你給我一個項目……×總你能不能去那家公司呢？”這種情況下，對方的第一反應十有八九可能是：“你對我根本不了解，你解釋不清楚你客戶的需求，我為什么要跟你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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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Ben的坐標里，獵頭顧問應該是“比CEO還要CEO的CEO”。高級獵頭，一定是要跟CEO平視的一個職業，對話框架應該是：“×總，我覺得你要去××公司，你可能面臨的挑戰是什么，同時可能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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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判斷通常發生在他和候選人寥寥數十分鐘的對話之后——他從來不問“如果在那樣的情況下，你會怎樣？”這類假設性的問題，也不要“是”或“不是”封閉性的回答。他的問題都是開放性的，“在那家公司時，你最大的機會是什么？”或者，“你的成功是怎樣得到的？”——他確信，一個人過去的行為是他未來行為最好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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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加入EZI 之前一年，他馬拉松式地見了EZI分布于7個國家的10個辦公室的42個管理顧問。而在他成為EZI第一位在中國出生成長的全球合伙人前，Ben的最后一次面試是會見Egon Zehnder老先生本人。“他到最后不會問具體的工作問題，他會問你喜歡抽雪茄嗎？或者，你最后為什么沒有去哈佛而去了耶魯？他對你的價值觀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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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n Zehnder也曾在《哈佛商業評論》上，分享自己看人的法則：“如果我問一個人他為什么加入EZI ，他說他想在這兒創造更大的價值。難道每個人換工作都是因為他們不能創造更多價值嗎？我覺得這是不真誠的陳詞濫調（insincere cliche）！”

Ben出身于軍人家庭，外公是抗日名將，從小跟隨軍人父母在四川、云南、河南輾轉，武漢讀大學，這讓他掌握了一種本領，即和天南海北的人聊上5分鐘，都能讓他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攀上老鄉。他也笑著說自己肖猴，所以很好學，從他8歲開始到現在，將近40年的時間里，他每天必看兩份報紙：《參考消息》和《環球時報》，他說至少這讓他對地緣政治、時事和各種文化的理解有別人難以超越的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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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他成為國企里最年輕的科長，下班后他還會去上語言班；不久果斷下了海，每天的工作是“拿著磚頭一樣的大哥大，挨家挨戶推銷”，在一年里就升成了副總經理。再后來，兩手空空去澳大利亞借錢讀MBA，學費是自己在堪培拉工人俱樂部刷碗掙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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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畢業后不久，他加入科爾尼咨詢，有一年的時間他毫無怨言地做著別人不愿意扛的臟活累活兒，但在一年后，卻得知自己被列入公司的“觀察名單”——他雖然低調苦干，公司卻認為他欠缺溝通能力。他需要在6個月內有明顯的績效改變。最后是科爾尼的一個項目經理“收留”了他，他們一起創造了一個全新的企業成長戰略模型，并被推廣到全球。他成功地走過人生的谷底，但也讓他知道和人溝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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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2歲的Ben回國任科爾尼北京分公司總經理。當時正是互聯網泡沫的尾聲，事業順遂的Ben甚至想嘗試自己做一個在線的人才交流平臺。他找到EZI的一個咨詢顧問，Ben以為“獵頭”只是答應介紹份工作，然后就消失。但在聽了他的設想后，對方說：我覺得你沒有準備好，因為我覺得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那是Ben第一次被“獵頭”擊中心坎。對方微微一笑：我們觀察你很久了，從你在澳大利亞開始（當時澳大利亞的EZI想聘請Ben做當地一個啤酒品牌的戰略顧問）。那么，你愿不愿意加入我們？

最終讓Ben留下來的原因，部分是他身邊那些在EZI工作幾十年的同事們——他們也許是來自通用、殼牌或者其他頂級品牌的CEO、CFO、CTO們，用翟斌的話說，他們都是“been there ,done there”，都嘗試過權力的滋味。但他們都寧愿放棄名片上所有的title，接受EZI 最獨特的“大鍋飯”、“論資排輩”的分配方式——公司60%利潤（分紅）是平均分配的，其余40%論資排輩，按照一個人加入公司的年頭加權分配（比如一個加入公司15年的人會比剛加入公司1年的人得到15倍的獎金，無論后者的昔日履歷多么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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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套過于和平、穩定的薪酬體系，使公司盡力避免了其他獵頭公司內部爭搶項目或者“打一槍就跑”的敷衍。翟斌還記得2009年6月份，全球金融危機最緊張之際，他第一次參加EZI全球合伙人會議，他發現從頭到尾沒有任何一個小時被拿來討論金融危機。在他的同事們看來，金融危機每五年都會來一次，每一次都不過是前一次的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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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堅決不吸納已有獵頭經驗的人加入之外，EZI對于客戶的負責也盡量做到無限期。他從不碰自己安插好的候選人，“我曾經聽一些候選人說一輩子的職業生涯都是一家公司幫他安排好的，我聽后極其反感，你把人放在這兒兩年，然后又拿出來放在另外一家兩年，這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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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EZI，Ben糾正了獵頭一定是外向型人格的成見——在公司的測試里，60%的同事都是內向型的，而“內向和外向的定義在于，你是喜歡跟一幫人在一起，能夠從一群陌生人當中得到能量；還是傾向于通過一對一交流得到能量？”隨著經驗的增長，Ben覺得自己逐漸傾向于內向。他相信，哪怕對方只給你5分鐘、10分鐘、1小時，只要對方足夠敞開自己，都會是有價值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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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也無法掩蓋，Ben剛入行時每天的焦慮，他明白那根源來自于“we have no control of the process，招聘環節最終的10%我們獵頭是沒有控制力的。不是關鍵的環節，你控制太多的話，等于沒有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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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億康先達的每一個顧問都是leader，但是一個人沒有權力，有沒有別的選擇？有。所以我們就是沒有power的leader，翻譯過來是沒有權力的領袖或者是叫做無冕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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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回憶里，在EZI 10年的200多個項目，只有1%的項目，是“一顆銀色子彈，直中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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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他幫一個汽車公司在中國找一位采購部門的CEO。在向客戶匯報的時候，他沒有按照以往的慣例提供候選者名單，而是直接拿了一份他最中意的候選人的簡歷，告訴客戶可以不用再做任何考慮，這就是他們唯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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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感性而不合常規的一筆的真實原因卻是，他見過了汽車采購行業最牛的一些人物，而他們每個人都會提到最終那位候選人的名字，他確信此人是中國汽車采購業的元老，大多有成績的人都是他培養出來的。那位候選人彼時正在擔任另外一家汽車品牌的副總經理，也有意向考慮轉戰，對Ben而言是再完美不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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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幸運在過去的十年里，也只是靈光一現，但也讓Ben更坦然地處理運氣和完美的矛盾：“找到一個完美候選人就是一個純概率的問題。你見得越多，對這個行業越熟悉，找到好的雇員的比例越大，所以你的運氣會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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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行業沒有那么戲劇化。我們不是一個間諜片，情節也不是特別曲折。我們就是平平淡淡一個紀錄片。可能你旁邊同事接的電話，就是獵頭打來的，也許你的老板今天早上沒有來，就可能是在跟我吃早餐，”他笑著說，“我們不太希望戲劇性的東西，一個人在做戲劇性決定同時，他也會有一個戲劇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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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他獵到的CEO 們遍布國內最頂級的銀行、保險、奢侈品、跨國媒體領域，逐步進入中年后，他開始更看重謹慎的實業，而將咨詢范圍更多集中在汽車等重工業門類上。按照他的判斷，做實業的人比從事金融、互聯網的人更扎實、謹慎——但他也不可避免地感覺到迷信“年輕和能量”的互聯網經濟帶來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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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4歲入行，在最初的5年內，我見到的都是比我年紀大的人。但到了45歲，突然發現我遇到的一半的人都是比自己小的。從他們身上，我也能學到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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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我們采訪的前一天早上，他見了國內最大的一家中外合資團購網站的COO，對方還不到30歲。對方在LinkedIn上關注了Ben，對方也很驚訝Ben會關注他。聊了一個上午后，Ben坦白說謝謝對方，因為從他身上了解到了當下團購網站的經營模式和困難。但他也漫不經心地說了句：“在正常情況下，你可能要10年之后才能見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