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1929年1月14日生于江蘇南京。父親茅以新為鐵路機械工程師，伯父茅以升為著名專家，曾主持修建中國第一座現代化橋梁。茅于軾1950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至山東農村。1975年開始微觀經濟學研究，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奠定其經濟學重要地位。1993年退休并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2012年“弗里德曼促進自由獎”獲得者。著有《擇優分配原理》、《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誰妨礙我們致富》等。
茅于軾是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最重要、最堅定的經濟學家之一，他以自己對獨立經濟學的研究，投入長達二十年的小額扶貧基金工作及教育扶貧工作，為推動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他也因此于今年4月成為榮獲“弗里德曼促進自由獎”的第一位中國人。
君子茅于軾——年度理性聲音
采訪、撰文：索馬里
三輛大卡車運走了一家人的衣服、家具、收集的幾萬張郵票。不久，茅于軾就看到刻有自己名字的計算尺出現在崇文門拍賣行。夜間，一家人把能找到的全部衣物蓋在身上御寒。又過了幾個月，那些“沒有拍賣價值”的什物又被三輛小板車送了回來。1966年后的十年里，一只掉漆的大柜子是茅家唯一勉強像樣的家具。
茅太太一邊跟我們嘟囔著墻角那只被退還的柜子，一邊大聲地跟他確認當天的工作安排(家里不停地有工作電話打進來)。在逐漸放棄了原先熱愛的跑步、游泳、太極等運動后，83歲高齡的茅于軾仍保留著高強度的寫作、講學的節奏。
茅于軾和結伴逾60年的太太趙燕玲在北京南沙河小區這套普通民居住了三十多年。在書房略顯暗淡的光線下，每日除了親自回復幾十份郵件、寫書之外，他也會關注、回應網絡上對他鋪天蓋地的辱罵、攻訐和顯得弱勢的支持聲音。不過，他等待著有一天那些人能從習慣性的謾罵轉向“講道理”。
1979年，50歲的茅于軾完成“擇優分配原理”的推導，正式完成從一名鐵路高級工程師向經濟學家的轉變，此后，他一直是中國經濟學界自由市場學說最為堅定的支持者。盡管他對自由的認識和闡述，似乎總能重重地挑戰公眾保守的神經——他從經濟學角度為“投機”正名;他宣稱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2008年，因為一句“確保18億畝耕地以保障糧食安全的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被有計劃經濟情結的媒體塑造為全民公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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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親茅以新畢業于上海交大機械系，畢業后曾赴美留學，是我國著名的鐵路工程師。二伯父茅以升，是我國著名的橋梁建筑專家。到他這一輩，兄妹四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父母營造了民主的家庭氛圍，從不會用權威壓制他們表達自我的機會。
“二戰”的饑饉和失序，成了1929年出生的茅于軾記憶中最清晰、尖銳的背景。中學他就讀于張伯苓創立的南開中學(當時遷往重慶)，受到的是“允公允能”的自由教育。后來是一路逃亡一路轉學。“抗戰”結束后，他沿襲家族工程報國的思想，進入上海交大學習機械。當時唯一像樣的營養來源，是美軍剩下的ration(配額給養)。一個涂蠟包裝的紙盒子，重量不過一磅多。 里面有幾片餅干，一個肉罐頭，一塊巧克力，幾支香煙，還有一卷手紙。但他還是培養了自己對音樂和數學的狂熱。
1950年，他從上海交大畢業，響應政府號召，去最艱苦的地方建設祖國，只身去了齊齊哈爾鐵路局。直到現在，當他在微博上討論出租車司機“踩完油門就踩剎車”的壞習慣時，他還能清楚地回憶起自己 “在齊齊哈爾當火車司機時，開始想怎樣駕駛能最省煤。以后對這個問題研究了十多年。”
他用十年的時間忙著研究火車行駛的熱機學和力學，卻驕傲地忽視了外界“反右”、全民領袖崇拜的時代浪潮。在單位組織的主席語錄學習活動時，他總是拂袖而去，回家研究自己的科學問題。
面對當時開始出現的經濟問題，他相信自己的思考，比如“豬肉買不著，為何不漲價”，又比如面對知識分子和權力的關系時，他爭論說“毛主席要見科學家，是毛主席去見科學家，還是科學家去見毛主席 ”。后一條言論最要命，直接導致他在1957年夏天被劃為“右派”，開始是被下放到北京東郊的環行鐵道做養路工，跟工人打洋鎬，撥鐵軌;1960年，又被下放到山東藤縣。
被劃為“右派”的初期，他的心情極度壓抑，喜歡聽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Egmont Overture)，“我理解它表現了極端的憤怒，并充滿了反叛精神”。那時候他還喜歡聽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那是對受害者的同情和聲嘶力竭的呼喚”。
被指控為“右派”后，他的公民權也被剝奪。他的第一本著作《蒸汽機車操縱與焚火》在上世紀60年代再版時，不允許用他的名字。他不得不改用他一歲兒子的名字 “茅為星”。
上世紀60年代初，他在農村下放了十個月，“我的左鄰右舍都餓死了，我也差點兒餓死。”他靠喝水、吃螞蚱才逃過了絕境。大饑荒的殘忍現實，使得身為工程師的他渴望用一個更宏觀的視角來分析“財富”和“價值”。
整個70年代，他都埋首于自己的鐵道經濟學研究。“那個時候也沒有什么經濟學的書可看，70年代完全是封閉的，我自己想出最優分配的原理，就是使得社會財富的合理利用，使得財富的產出達到最大化。”
后來，他用數學完成了這一心愿。1985年，茅于軾出版了《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作為“走向未來叢書”中的一本，這本書明確無誤地宣告當時的經濟學界正告別原先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我沒有宗教信仰，而是信仰科學。通過宗教接近真善美是比較容易的，但通過科學達到真善美，需要的知識更多些。”
幾乎是出于知識分子的本能，他從不愿意在道德上有所虧欠。在新啟蒙的上世紀80年代，他積極擁抱自己的學術聲譽，卻也不放棄任何一個履行責任的機會。
1982年，他才有機會第一次出國，是去英國做短暫學術交流。回來時，給太太買了一只電子表，他執著地在機場找到了海關關稅申報的柜臺，多花了幾個小時給那只電子表申報了關稅。1985年，他收到一筆來自加拿大的4000加元的稿費，輾轉問了多處稅務所，才在東城區稅務所交上了個人收入調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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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他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退休之后，經濟學家盛洪和唐壽寧邀請他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以進行獨立研究。 少有人知的是，除了每月象征性地領取3000元的工資之外，茅于軾每年都會將自己講學和著書的大部分收入投入到自己參與籌建的天則所。僅2011年，他的個人捐贈就超過30多萬。
也是在1993年，他和太太參與“希望工程”，給住在山西呂梁山區龍水頭村的韓海勤捐助了200元錢。后者和他開始了長期通信，讓他看到在當地扶貧的緊迫性。他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湯敏一起，成立了中國唯一的以私人名義開設的龍水頭扶貧基金會，啟動資金是500元，后來陸續投入自己的積蓄。基金會借貸的利率要高于銀行，但產生的利潤也會重新作為基金會的滾動資金。
而素來懼怕和金融機構打交道的農民們，發現這樣小型的、運作細致的基金會能迅速解決他們的資金問題。1998年，他開始向朋友籌款，擴大扶貧基金。因為“吸收存款”，基金會差點兒被視為非法組織而被取締，盡管已經有上千位當地的農民由此獲益。
“茅老師一分錢都不拿，還自己倒貼。我們一分錢都不賺，都賠，所以人家都沒意見。只要我們稍微賺一點，警察馬上就來了。”夫人的聲音從客廳另一側傳來。
他不靈便的耳朵卻很敏感地捕捉到了她伶俐的蘇州口音。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他用于扶貧方面的個人投入接近200萬，夫人也不是沒有意見。晚年視力退化的夫人曾在公開場合表達彼此的默契，“我是他的耳朵，他是我的眼睛”。
在過去的20年里，龍水頭基金會因為其有效、靈活的運作模式，逐漸繁衍為扎根于山西、北京、陜西等地的扶貧基金。
與金融扶貧同時進行的，是茅于軾和同道中人進行的教育扶貧。他們在山西通過考試，選拔、培訓合格的老師，擔任他創立的技能培訓學校的老師。他希望通過教育，讓農民獲得進城打工的技能，從而擺脫被土地和貧窮牢牢限制的既定命運。
他一直記得，上世紀90年代，有位農村女性寫信給他，說他們的招聘給自己帶來生存的希望。“當時在農村，婦女沒有就業的可能，她是高中畢業，覺得自己還有點兒文化，應該可以找個有身份的工作，但農村就沒有這個機會。現在我給她一個平等的機會，如果你確實行，你就能上崗。這封信令我很感動。”
整體上，在他長達20年的扶貧實驗里，他總結農民的信用是“非常好的，比企業的信用好。特別是比國有企業要好。”
他試圖在扶貧中完成對人性的改造。“但農民在人跟人平等的這個觀念上很薄弱。他們的特權思想比較多，受傳統的影響比較大。他們很服從權威，對特權沒有什么反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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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除了偶爾去國外講學，他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盡可能地用通俗的著作向公眾闡述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他既探幽發微，又深入淺出，比如“1個競爭者比10個物價監督員力量還要大”(壟斷問題)， “人可能會感覺饑餓，或身上某處發癢，而集體或國家則不可能有這種感覺” (論述集體主義)。
哪怕在83歲高齡，他仍然在勉力完成一本叫《人文經濟學》的著作——在奠定讓他成名的數理經濟學之后，他更愿意將“道德”維度加入經濟學范疇。
“數理經濟學有四個公理不證自明的，人是自利的，經濟人假定，還有收益遞減，還有效用的可傳遞性，”他說，“但是經濟要講道德。比如說貧富差距的問題，比如同情心，數理經濟學不研究這個問題。”
“人文經濟學講究推己及人，而數理經濟學恰好反對這個——你喜歡的人家不一定喜歡，你不喜歡的人家也未必不喜歡，數理經濟學認為人和人的效用是不可比。但人文經濟學的立場是，你把別人想得跟我差不多，別人的痛苦我也會感受到。比如，它認為同情心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底線，拿孔夫子的道理來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都是數理經濟學沒法證明的。”
對同情心、他人痛苦的關切(還有干預)，開始應該發軔于他完善自身學說的沖動，但我們也許無法忽略日益分化的社會結構對他的刺激。尤其是特權和對特權的屈服，對自由造成的破壞。
今年四月份，美國智庫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授予茅于軾“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促進自由獎”。以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為名的這一獎項，旨在促進“推進人類自由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個人”。而茅于軾也是該獎項自2002年設置以來，第六位獲獎者。
“自由主義是一種個人修養，是不干涉別人應有自由的自我約束。我寫了一本書，題目是《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而且我還說，也要給你不愛的人以自由。”在頒獎典禮上，他說。
從華盛頓回來不久，他就宣布，將所獲25萬美元獎金，捐給天則經濟研究所和扶貧基金。
“在您看來，自由是第一位的價值，不是嗎?”我們問。
“還不是，平等是第一位的。”他自然地說，“之所以有人妨礙自由，是因為有人有特權，他能干涉你的自由，或者他的自由能比你的自由重要，你得讓著他一點，也就是不平等，所以平等是最主要的。”
他看重平等，但同時又相信，“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財富不平等，吃大鍋飯不行，那沒有效率。” 他對平等和自由問題思考的復雜度，讓人忍不住聯想起美國歷史學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在觀察100多年前的嚴復時形容的，“他們反對通過削弱人們的能力而達到‘虛弱而節儉的平等’。”
如同他的學生總結的，他也反對“權力、身體、毒品進入市場”。在晚年，他更大聲地呼吁一個“利己”而有道德的社會，盡管“利己”這個字眼在中國文化里天生顯得弱勢。
在研究平等和自由之外，越近晚年，他越發肯定人生的意義在于“快樂”——他宣揚一種利人利己的財富觀和生活觀，“我的人生準則就是自己享受人生，幫助別人享受人生。我不主張犧牲自己。不要做恐怖分子犧牲自己，那是很傻瓜的事情。”
他信仰互利和交換是一切關系的基礎。這也讓他在評論政治問題時，充滿著一種別人難以理解的、過度樂觀和理性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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