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從自己的起點走向GQ舞臺中心的路有多遠?
一個環保NGO組織的創立人馬軍的故事，可能是這個問題的典型答案之一。44歲的他，從對社會問題產生興趣的16歲高一學生，到今天因成功揭露蘋果公司在中國的污染問題而受到全世界尊敬的環保英雄，用了28年時間。28年來他所得到的機會及受到的局限，無不反映著中國的社會現狀，也體現了一個人的個人成長與時代環境的關系。
他每一個成長階段都在為后來打基礎，也都有時代發展的影子。清華附中的思想熱讓他成為了一個理想主義者;在《南華早報》的記者生涯幫助他了解了社會現實，帶來了關注環保問題的契機;在南華網任首代的兩年培養了他的管理技巧和互聯網思維;在一家美國環保咨詢公司和后來在耶魯大學的工作經歷則讓他掌握了運作一個民間環保NGO的理念和方法……他后來創立的NGO之所以能在短短6年時間，做出讓全世界矚目的成績，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準備，環環相扣，缺一不可。而且“八十年代”的思想熱、“九二南巡”后的經濟潮、2000年后的互聯網大潮和全球化，無不隱然其后，無形地推動著他的成長。但同時，在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現狀之下，他在推行環保事業時所遇到的空間限制、法律滯后、公眾支持不足等問題，又無不讓他在美國幾十萬會員的龐大綠色組織和德國“綠黨”強大的執行力前，為自己僅9名員工的單薄現狀感到無奈。
24歲的華裔籃球運動員林書豪，從帶領高中校隊拿到州冠軍，到成為受全球熱捧的NBA新星，用了7年時間。和馬軍不同的是，從決定以職業籃球為目標的第一天起，他就在一個成熟、完善、有著明確評價標準、上升路徑和兌現方式的體系里，一步一個腳印地成長，連他的每一場球的技術統計數據，都會與他終生相伴。他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個系統的成功，只要這個系統在正常運轉，就一定會有新星不斷涌現。如果林書豪的故事還不能說明問題，Facebook創立人扎克伯格的經歷，更是一個“站在巨人肩膀上成功”的案例。如果他不是出身于收入豐厚的醫生家庭，父母不是能在他10歲時就發現其計算機天賦并大力開發的知識分子，如果當地找不到好的計算機老師給他做特訓，如果美國沒有一個“編程天才”的展示平臺及激勵機制，如果美國沒有全世界最發達的互聯網產業，都不可能成就今天的扎克伯格。這在某種意義上，也解釋了中國現階段還出不了扎克伯格的原因。這不是一個偶然事件，就像李白是有庚信、陶淵明、屈原乃至《詩經》時代的前輩們積累在前以及唐朝盛世的經濟基礎和崇詩文化，才成為了一代“詩仙”。
50歲的梁朝偉，正是因為陸續跟王家衛、侯孝賢、李安、張藝謀等導演合作，30年的從業生涯里從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到臺灣電影新浪潮的崛起，再到內地商業電影的發展，在華語電影的每個發展階段都能與之同步成長，才達到了今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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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創刊以來，每年9月，GQ都會以一組男人群像表達我們對社會的觀察所得，并向讀者表明我們的基本價值觀。過去一年，我們感覺到的，是一個階段已臨近尾聲，社會逐漸成熟，中國不再是冒險者的樂園。馬軍、梁朝偉及本期“年度男人”專題中每個男人的故事，都在證明“厚積薄發”而非“投機”、“僥幸”對一個人成長的正面價值，也在傳達我們對中國建立起更公平、良性且更具前瞻性的社會競爭體系的期望。希望在經過了茅于軾、馬軍這幾代人的努力、積累之后，中國在未來也有條件建立起能持續培養出一個又一個“林書豪”、“扎克伯格”的有效機制。
此外，我們還試圖對過去一年重要的社會事件和文化現象進行一次梳理，結果發現2012年只是普通年份中的一個，世界末日顯然沒有到來，也似乎沒有發生什么時代巨變。是的，在世界經濟“失落的十年”開始之時，中國GDP破八、股市不振、北京暴雨、劉翔再次折翼，同時樓市調控、微信風行、孫楊雙金、《中國好聲音》崛起……各種風波和轉折，進步和驚喜，在史家眼里都只是長河中微不足道的浪花幾朵。但正如64歲的藝術家何多苓所說，“在正常的社會里最好不要有大變化，良性的漸變是最好的。”
所謂個人成長與時代環境的關系，在30年前即成大名卻始終偏安一隅自得其樂的何多苓身上，甚至顯現出了某種個體生活與時代環境的無關性。至于2012究竟在歷史上會不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年份，不如借用愛談歷史的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的一段話作為注解：“沒有一個人看見它的全貌，它的全貌是從無數錯綜復雜的條件中，一步一步，一個事件一個事件，一個瞬間一個瞬間地不斷顯現，直到它成為往事后，才豁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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