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宇 3D打印品牌的技術總監)

呂東源+陳振宇：3D打印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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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韓國藝術家樸載林在手機上下載安裝了微信，那個用來掃一掃的二維碼激發了他的靈感。他決定做一個立體的二維碼。畫好圖紙后計算了一下，幾千個像素組成一個立體二維碼，一像素是一枚立方體，如果手工拼裝，需要長達三個月之久。

樸載林結識了陳振宇。陳振宇和他的同事只用了三分鐘就把世界上第一個立體的二維碼打印出來，樹脂材質，尺寸5cm×5cm，平視，它是個金字塔，俯視，它是個可掃描的二維碼。

“實際上我國研發3D打印機已有二十多年，”陳振宇說，“只是人們不關心。” Studio 3D是他與新媒體藝術家呂東源合作的“3D打印應用專家”工作室，二人的分工，用他的話說，就是“呂老師負責想，我負責實現”。

工作室坐落在798一個商鋪的二層，除了樸載林這樣的藝術家客戶，工作室也為企業和個人提供服務。不大的工作室里陳列著塑料、樹脂和金屬的各種打印品，以玩具和裝飾品為主。

2010年11月，世界上第一輛3D打印機汽車Urbee問世。2011年，出現了3D打印飛機；2012年，25歲的得州大學學生科迪· 威爾森用3D打印技術制造出了手槍。 這些消息讓陳振宇焦慮。這個三十歲的“海歸”青年出身武漢鋼鐵公司子弟，在闖入3D打印之前，他一直在與工業設計打交道。

“我很怕聽到Made in China，”陳振宇說，“Made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咱們中國這么多年一直遵循著一個世界分工：西歐設計、美國品牌、中國制造，基本上這已成定局。但隨著3D打印的進入，整個格局在改變，我們能不能在思想層面上、社會層面上跟進，這個才是我們廠商還有業內需要去關注的。老外想事情是想可不可能，但我們不是，我們從小被教育就是想可不可行，不可行就別做。”

對于藝術專業出身的呂東源來說，3D打印更意味著一場藝術革命。“傳統的藝術家很自我，給人的感覺是唯我獨尊的，但在互聯網時代，藝術改變了，未來的藝術很有可能是互聯網的藝術，或者是數碼化的藝術，它可能會是一個大規模寫作的，很對等的一種狀態。這個狀態特別符合3D打印的狀態，3D打印就很對等，它可以在去中心化的同時產生各種各樣的東西。”

呂東源與陳振宇的共識是：中國嘗到了工業生產的甜頭，已經習慣了模仿和制造，嚴重缺乏勇氣與創造力。陳振宇說：“這種意識是很難更改的，可能需要幾代人的過程。社會上有個說法，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我很反感這句話，我覺得中國人沒輸在起跑線上，我們是沒聽到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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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呂東源剛滿30歲。從小他就喜歡立體模型，五六歲時他常央求父母給他買軍模，“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會兒我父母的工資一個月才幾百塊錢，一個日本進口的模型是二十多塊。”模型上注明八歲以下兒童不能玩，而呂東源覺得“很容易啊”。

后來呂東源進了沈陽魯迅美院，學新媒體設計。畢業沒多久，跟大部分心懷夢想的藝術青年一樣，他從沈陽來到了北京。“去年10月，呂東源來798辦事，下午還有培訓課，他走得很匆忙。就在路邊，他看到了陳振宇正在推廣的3D打印機。“從小就喜歡這個，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原始沖動吧”。呂東源迎上去和陳振宇聊了幾句，兩人同時覺得——“相見恨晚！”

“我一直很期待有一個會ZBrush（主流三維雕刻軟件，2009年推出針對3D打印的新插件）的人出現在我眼前，但我不知道是用那樣一種方式見面。”陳振宇說。陳振宇是湖北人，在新西蘭念了四年書，回國后在武漢鋼鐵公司做了三年翻譯。他負責的項目價值一百多個億，有全世界最先進的設備和最先進的技術。慢慢地，在工作中陳振宇意識到了中國人的缺陷。“做了三年，我發現在設計層面可能中國人能做好，但在系統規劃和整個品牌運作的層面，我們跟老外差距太大。我有一種原始的沖動想去改變它。”

一個偶然的機會，陳振宇發現一個朋友在做3D打印機，“這個工具太好了，我們現在就缺這種把想和造連起來的工具，我就毅然決然地決定要做一家公司來干這個事情，哪怕不賺錢，或者目前不賺錢。”為了維持生活，呂東源仍然需要每天趕去海淀上班，他家住燕郊，回到家是晚上八九點鐘，之后才是創作時間。“認識陳總后，我覺得好多想法都串聯起來了，我非常興奮，每天幾乎睡不著覺，反正他也經常加班，我倆現在基本狀態就是線上溝通。我的業余時間都用來搞創作，沒有任何理由，沒有任何利害關系，我就是愿意做，它真的是很有魅力的一個技術”。

陳振宇說：“我做出了3D打印機，我還得有內容，但是內容本身的塑造是很專業的一件事情，目前來講它還沒有簡化到傻瓜的程度，這就需要一個門檻，需要像東源這樣的藝術家提供想法，然后我把它們做成實物。”他把3D打印的無鏡片眼鏡從鼻梁上取下來，放到桌上，微笑地看了看身邊的呂東源：“他很能想，但他無論想什么，在我這里都可以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