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 之所以認識 Chen Calvin 是因為坐在同一間辦公室里，工位離得近，偶爾打個招呼。“其實那時候我們并不是很熟。”直到有一天，公司組織去黃山旅游，他們倆是大巴車上的鄰座。

Bob 問：“你有女朋友嗎？”

Chen Calvin 回答：“為什么要有女朋友呢，我想有一個男朋友。”

Bob 說：“沒事沒事，我的意思就是說，你有沒有另一半或者有沒有一個朋友。”

Bob 后來就成為了他的支持者之一。“我當時還是很自信的，”Chen Calvin 回憶他的出柜經歷，“并不是每個時候都有這樣的狀態，只是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想這么說。本來我還是一個少數群體，但說完好像他反而變成一個弱勢群體了。”

“由于同性戀這個身份，讓我從小有了一些觸摸世界的砝碼。假如我是個異性戀，要約女生，到處都可以約，觸手可得。但是同性戀沒辦法，你只能把這個手伸得無比的長，所以才天南海北。”他說，“但并不是所有這個群體里的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他在職場中發現了更多和自己一樣的人，也了解他們身處的環境。雖說職場文化來源于社會，但他在美國大公司的包容政策中發現，職場的文化同樣可以影響社會。

在2013年之前他從沒聽說過公司會有保障 LGBT 權益的組織，在目前的社會環境里以這樣公開的面貌出現似乎是件不可思議的事。直到2013年1月，他在公司的內部網站上——因為是跨國公司，內部網站錯綜復雜，每個門類下有各種各樣的子門類，在一個企業多元文化的門類下，發現了被稱為 GLBTA（ The Gay, Lesbian, Bisexual,Transgender & Ally）的組織。

這個組織的含義就是 LGBT 群體和他們的支持者（Ally ）。“這是一種很高明的手段，如果僅僅是 LGBT 群體參與，就相當于變相出柜了，”他說，“但同時開放給支持者，就意味著直人也能參與。”

他嘗試著給總部的 GLBTA 發了封郵件。對方很快回復他，你可以來美國參加9月份的一個峰會——他被告知是第一個從中國去聯系他們的人。

但一個棘手的問題是，費用的支出需要領導審批。“要部門領導同意，這不是逼著我跟老板出柜嗎？”他琢磨了很久說辭，跑去老板的辦公室說：“我們公司有一個 GLBTA，是同性戀、變性人和雙性戀及他們的支持者的組織。現在他們在美國有一個峰會，我之前表示過 要支持他們，所以他們需要我去參加活動。”

他著重強調了那邊“需要”，當時他想如果老板不同意，也許可以讓總部直接贊助，或者可以找到美國的作為Ally的大老板，寫一封郵件提名讓他參加。結果老板秉著職業的態度，把申請抄送了更大的老板。令他意外的是，恰好這個大老板之前和他打過交道，與他互相欣賞，所以就批準了他去美國的行程。

在美國亞特蘭大的三天，他發現在印度、菲律賓都有了一個分會，他僅僅作為中國的一個類似觀察員身份的代表來參加。但他被當時的場面所感染，所有人都在談論這個也許在國內只能私下交流的議題，“到處都是高管，非常高的高管，都在支持和參與這項活動。”他當時一激動，在國內項目組的小群里就對同事出柜了。

雖然是跨國公司，但國內的氛圍還是嚴謹和保守的。他的公司有很多國企的客戶，需要考慮他們偏傳統的觀念；員工的態度也不明朗；國內更是缺乏作為支持者的高管，“我去找幾個 HR 的頭兒，管理層都很忙時間很難約，我在公司的資歷也不足以和他們平起平坐溝通無礙。”但他們也不會明確反對，因為畢竟是公司全球的文化。

“我們暫時作為一個灰色地帶出現，現在的成員都是我公司里的朋友，大概有20多人。”他說，“出柜以后，他們很支持我，也支持這個群體，這樣他們就成為其中的一員。”

現在，在員工的郵箱配置選項中，會有一個選項是問你愿不愿意接收來自 GLBTA 的相關郵件。他最后發現在中國區，總共有304個人選擇了愿意，于是他會定期給他們發送本地的活動通知和一些有關的新聞。一段時間之后，有5個人發郵件聲稱并不想收到這樣的郵件，請停止發送。“ 這種情況就是他們已經非常反感了。可能是當初不小心勾選的，那我就幫他們退訂。”Chen Calvin 說，“還有一部分人的心態是類似于誤打誤撞勾選了，但收到就收到吧，反正我不參與就行了。他取消那個勾選還挺麻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