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

張平選已經在西安的街頭毫無頭緒的奔走了好多天。

從出事開始，女婿王輝陪著他幾乎每天到公安局里，他們希望知道“對方”更多的信息：他們到底是怎么樣的人，他家到底是怎么樣的家？然而，公安機關的回答總是還沒偵查結束，讓他們等等。

那幾乎是他最難以面對的幾天——女兒被殺了，對方是誰一點都不知道。總共有8刀，張妙尸體的樣子一直浮現在他腦海。有一刀直接刺穿女兒的手掌——張評選想象，那是女兒疼到不行，試圖用手去擋。

村里人開始有人傳說，“應該是對方背景太強了，說不定這案子什么都沒做就這么過去了。”還有人勸他認命，“這個社會這樣的事情多著呢。”

但張平選知道自己容忍不了這樣的結果。他越想起對張妙的愧疚，心里就越發恐慌。女婿王輝在張妙去世后，要花更多精力照顧家里，不能陪他前往了，他堅持每天到公安局報到。一連報道了幾天，公安機關的人給了個建議——你應該去找律師，為接下來的事情準備。

這是事情發生以來，他得到的唯一明確的要求。

女婿不識字，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找律師。他一個人在公安局附近轉了半天，鼓起勇氣終于進到一家律師事務所。有個年輕人來接待，聽他結結巴巴把來意說了，就伸手找他要錢，一千塊——這幾乎是張平選一年總收入的三分之一了。然后律師給了一些他聽不懂的建議，他就被客氣的請了出來。他手足無措的坐在那家事務所門口很久，不知道自己能干嘛。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0日，他又回到警察局，情緒激動的要求聯系藥家鑫的父母，警察的態度很好，但依然沒有反饋，過了一天，警方說：藥家的父母此時不想見死者家屬。

放回到幾年前，張平選難以相信，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迎頭撞上城里人、撞上這城市。城市是他不熟悉的地方，那種無力在吞噬他。但他知道，自己一旦停止這種看似盲目的努力，自己將永遠活在對女兒的愧疚中。他甚至想過極端的情況，想象自己會做出過激的事情。

11月27日，張平選依然如往常頑固的要去城里找辦法。剛要出門，一個人立在自己家門口——他是《華商報》的記者，從公安機構中一個特約聯絡人那里得知了這么一個案件。張平選不知道這到底意味著什么，但總算有人愿意聽他說，自己的女兒發生了什么。然后，第二天，記者帶著律師許濤過來了。

許濤的母親是個皈依佛教的居士，從他開始做律師起，就不斷叮囑他，你的對手不是任何一個人，而是藏在每個人心中那種傷害人的惡念。許濤知道母親的潛臺詞：得饒人處且饒人。

許濤第一次去張妙家是11月29日，本地的電視臺正播出對藥家鑫的采訪。他看著電視里那個羸弱的小孩，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將要做的事，牽涉到的是這么一個生命。心里不由得緊了一下。

許濤從小總好抱打不平，考取律師證后，就自薦當起了碑林區的志愿援助律師。當援助律師有幾年了，他越發覺得，法律的作用是整理秩序，是給人情予法理的支持。他最驕傲的案例，全都是調解成功——每個人負該負的責任，得到應有的賠償。

那個下午，許濤分析了案情，這確實屬于惡性、故意殺人——當時張妙被撞倒后，只是輕傷，而且按照各方人描述的性格，張妙應該不是一個被撞倒后會抄車牌號的人，更不用說一些對抗行為。藥家鑫那刻被自己的想象統治，用包里隨身攜帶的刀殺害了張妙。至于藥家鑫為什么那一刻會有這種想象，“那孩子肯定也有壓力和可憐的地方。”

許濤問平選和王輝，你希望達到的目標是什么？張平選說，我不要錢，我要一個交代。他轉過頭看著王輝，王輝點點頭表示贊成。

其實有點意外。在他此前的想象中，遇到這樣的事情，如果沒有一定的修養不太可能那么冷靜。后來他的判斷是：“張平選不是冷靜，他其實是善良，沒有作惡的念頭。”

許濤理解張平選不在乎錢，但作為一個律師，他個人總想多為受害者考慮。他看到這個家家徒四壁，也考慮到了張妙留下的孩子，他當時自己立下目標：要盡可能幫忙爭取點賠償。

經歷過幾個案件，許濤也知道訴訟這不需說明的潛規則——能賠償到多少需要來回幾次的磨。不過一旦雙方都有律師，一接口就快了。西安的法律界就這么個圈子，他一確定擔任張平選和王輝的辯護律師，他和路鋼便很快聯系上了。

第一次通話，彼此就心照不宣，路鋼直接問，你們的開價是多少，許濤說這得算。這是策略，拖著時間讓對方坐立難安，也是法律程序的需要——法院判決賠付多少需要一定的邏輯支持。路鋼記得，當時報紙上有媒體宣稱許濤說賠償金額有一百多萬。他要求許濤給估個數字吧，許濤隨口一說：六七十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