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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天琴不喜歡“新聞理想”這個詞，在她看來，很多人頻頻拉扯出這樣的詞匯，是一種“為自己的弱智撐腰”。她最抗拒的是，哪天自己也會像這樣去倒人胃口。】

　　“不太光彩的方式”

　　2011年5月，一個平靜的夜晚，季天琴的電話響了，屏幕上顯示了來電者的名字：王立軍。

　　“王局長嗎?喂?……喂?”

　　電話像一個黑洞，無聲無息地吸收了季天琴的問話，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9秒鐘之后，“咔嗒”一聲，電話斷掉了。

　　季天琴不知道這9秒鐘意味著什么。

　　為這個電話，季天琴已經等待了大半天，下午1點開始，為了驗證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西南政法博導資歷的真偽，她不斷地撥王立軍的兩個手機，始終無人接聽，發去的短信也沒有回復。當夜11點，是《南都周刊》上版的時間，如果沒有意外，2小時后，這篇寫有王立軍學歷造假的報道，將會被印刷，售賣，并可以預見地引起輿論大嘩。

　　“告訴你個好消息，王立軍回信了。”季天琴隨后跟自己的編委匯報，而經驗豐富的編委石扉客頓時緊張的表現，才讓她明白，這個并不是好消息。那個晚上，編輯部火速刪掉了稿件中王立軍的部分，之后，這篇《紅巖下的西南政法大學》上網4小時后依然被勒令刪除，但拷貝在互聯網上瘋傳，整整一年后，微博上也頻繁有人轉載，Google上可以搜索出約 143,000 條結果。

　　在她自己的敘述中，這個夜晚的結局只有一句話：“領導請我吃了頓夜宵。”

　　“沒心沒肺，不懂判斷輕重”，這是她給自己的評價，這句話在她的自述中出現頻率極高，而綴在前面的故事，則常常是《李莊案后的律師暗戰》、《錢云會的手表傳奇》、《華西村的反對派》這樣的大稿子，個個都是全國輿論中心的風暴眼。

　　季天琴不覺得自己是個優秀的調查記者，體質不好，老是胃疼，身高1米70，五官立體挺拔，經常被當做少數民族或者西方人，她覺得自己看上去蠻兇的，并不是那種見誰都笑瞇瞇的人，“我沒什么親和力”。

　　做《錢云會的手表傳奇》時，她選了一個最冷清的時機去樂清：喧囂已經散去，不僅媒體已經紛紛撤走，由于政府的震懾，寨橋村的村民對記者已經從信任轉變到恐懼，生怕接受采訪會被鄰人告密舉報。村子里她一個人都不認識，也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會熱情接應她。整個手表的經手人有十幾個，但背后是整個村莊的噤若寒蟬。季天琴只好一個接一個地磨嘴皮子，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讓對方同情自己大老遠跑來的辛苦，實在不奏效的，她就高高的一個人，站在門口不走：“我站在門口也不好看，還不如讓我進去吧。”一家一家地跑下來，這個外來女記者，就這樣扎眼地在村莊中搞到了所有的采訪。

　　也有長期經營下來的人脈，從2009年第一次到重慶至今，季天琴跟當地許多專家、教授都建立了不錯的信任關系，她歸結于自己的表現“還算靠譜”，每次溝通，她會直抒胸臆，講明自己的意圖，并職業化地列出一二三四，讓對方了解接受采訪的利害關系，雙方都做到坦誠透明。

　　在當時的重慶，出來做信源并不是件安全的事情，一個聳人聽聞的故事是，曾經有個小民警好心幫一個記者收集了資料，結果只是為了震懾那個記者，小民警被設局叫出來打麻將、安排小姐，整個過程被監控攝像，最后借此直接開除出了警察隊伍。

　　季天琴把受到的幫助，全都看做是一種陌生人的悲憫，重慶的那群知識分子朋友，大多數是單純和天真的，不會敷衍和說假話，常常有人把故事原原本本地講給她，只在最后才說，這個故事你現在不要寫。重慶酒風濃烈，在飯桌上，季天琴總是擺出“江姐的姿態”，至今仍保持著不喝酒的紀錄。她并不會黏著那些專家朋友，每次聯系都有的放矢。而當哪個卷宗被提走了，誰的事兒又有什么動向了，一有進展，教授們都主動給她打電話。他們很少要求審她的稿子，交道打多了，知道那些保證過的事情，她都會做到。

　　調查記者前加上個“女”字，聽上去更像是間諜片里克格勃的角色。“像我這樣居然也能叫調查記者，看來這一行的難度也不像外人想的那么大嘛!”她不認為自己是個勇敢的人，像傳說中“辦公室偷文件”這樣的事情，完全沒膽量去做。一次需要采訪重慶司法局原局長文強的兒子，對方無論如何都不見，最后她用重慶的手機號打電話，假稱自己是快遞員，雨水打濕了包裹：“能把你的地址再報一遍嗎?”

　　季天琴不太情愿去夸耀這個非常規的突破技巧，這跟她一向有些清高的調查習慣相差太遠，她更愿意將其定義為“不太光彩的方式”。

　　因為采訪受阻，那篇稿子終究沒有做出來。“我覺得我就是不成熟。”她又提到這一點，但也沒有很遺憾的樣子：“當你知道運行規律的時候，許多事情你都不會干……”寫《樂清犯人》時，所有的主人公都在獄中，她從案卷中尋找當時的一個個場景，結果發現司法卷宗的精彩程度遠超于想象，上訪者、警察，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和邏輯線上，一問一答里把人性展示得淋漓盡致。有一個農民一直真理在握似的堅信錢云會是被謀殺，而唯一的證據，則是因為看到《南方周末》的報道在“交通事故”上加了雙引號，照片的車輪下還打了個問號。

　　那些糊里糊涂入獄的村民，所受的不公至今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從筆下那群可憐的農民身上，季天琴看到，小人物是沒有任何博弈的能力的。雖然作為一名記者，寫稿的時候，手下的鍵盤會編織出一個干凈、公正又光明的舞臺，然而一旦利益關系這個強大的機器發動到她身上，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也是毫無還擊之力。

　　之所以在攪動起的風暴中，能夠涉險而過全身而退，季天琴笑言冥冥中有感覺，自己這輩子不會有牢獄之災，“我只是幸運。”

　　季天琴曾經做過中學歷史老師，辭職的那年還被評上了“優秀青年教師”。她不想繼續那種一眼看得到頭的生活，可以預計地望見自己要嫁個老公，后半生全壓在孩子身上去。現在她也知道，記者這行的上升路徑也有限，加薪升職沒有規律，即使做到頂，也難以以薪酬為傲。季天琴不怎么查看工資卡，上周剛剛失竊了一只錢包，也不清楚里面有多少錢：“我是丟錢包也丟得很淡定的一個人。”她認為自己的收入與付出是成正比的，相比于夸耀自己，她更多把褒揚的話送給其他同行，“他們比我勤奮，也比我敬業。”

　　她自己沒說的是，她其實也是個愛哭的女人，同事孫炯這樣描述過：“采訪不順利，她哭;寫稿寫到絕望，她哭;不想接手選題，她哭;與領導討價還價，她仍哭。她曾失意地自白：‘我流淚居然都是為了工作，不是為了親人，不是為了男人。’”

　　季天琴不喜歡“新聞理想”這個詞，在她看來，很多人頻頻拉扯出這樣的詞匯，是一種“為自己的弱智撐腰”。她最抗拒的是，哪天自己也會像這樣去倒人胃口。她還是愿意云淡風輕地認為，命運就是一只大手，在背后悄悄推著人上路。這只大手有時候是她的伯樂石扉客，有時候則是這個波詭云譎的時代。中國新聞的富礦永遠一個接著一個，在這個前歷史老師看來，歷史潮流浩浩蕩蕩，一切到了最后都會塵歸塵土歸土，“最后風暴眼見多了，人也會平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