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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所獲得同行們“勤奮”的贊譽，也讓她很是欣悅，新聞是個毛躁的行業，不管對稿件本身，還是對她自己，“精工細作”都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贊美。】

　　解題人

　　拍照選在莫干山路上的一處老房子里，拆遷進行到一半，灰塵占據了門框和臺階，穿著雪紡長裙的陳中小路一臉好奇，按照攝影師的指示走進漆黑的樓梯間里，小小的身影立刻就被灰塵和陰暗吞沒掉了。

　　這實在太不調查記者了。

　　按照陳中小路的編輯肖華所述，《南方周末》傳統的調查記者性向通常是男性、憤青頭、苦大仇深臉、絳色衣衫、抽煙、喝酒、洗腳。而這個小個子的女記者，長著一張娃娃臉，戴街頭流行的大黑框眼鏡，整個人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上10歲，說話輕聲細語，營造出輕松的氣場，沒有一丁點兒的神色能讓人覺得這是一個老到的記者。

　　更想不到的是，這樣一個柔柔弱弱，看上去很蘿莉的人，撰寫出的稿子卻非常嚴肅，長長的篇幅中充滿了數據、邏輯和嚴謹的行業分析，無論是神秘背景的5100礦泉水，還是身披華麗外衣的宋慶齡基金會，都經過她的抽絲剝繭，冷靜地抖出一個個組織最深重的內幕。

　　陳中小路始終覺得，自己沒有什么故事好講。跟社會類報道不同，經濟類報道有自己的門檻，雖然接觸的多是商業公司的中高層，也經常遇到采訪對象不了解自己工作的情況。這一行關注的是公司與公司、業務與業務之間的關系，人并不是突出的因素，即使遇到哪個難得的采訪對象，了解到這一方的說法，對文章整體的價值也有限。財經類報道更像是一種智力的游戲，所有主觀的文筆、個人感悟都被隔絕在外，只有數據才有話語權。

　　然而即使是同樣的數據，也有不同的排列組合，行業報道選題的雷同率很高，讓人興奮的獨家題材一年也遇不到幾個，陳中小路去年引起轟動的那篇《誰的5100》，最開始也只是為了做個整合報道的小稿子，只是在故紙堆里翻檢的時候，發現這個神秘的公司被八層復雜的股權架構包圍，繼續沿著工商資料仔細搜索,公司招股說明書中不斷出現大量自然人的名字，陳中小路對這些人背后的故事產生了十足的興趣，與其他同行不同，她邁過了單純的好奇心界限，選擇動手一個一個人不厭其煩地搜下去，漸漸地，有幾個看似不重要的關鍵人物浮出了水面，并與陳中小路過去了解的政治信息有隱秘的相連，這一條線索，讓她驚訝不已，之前社會上所有捕風捉影的猜測都有了全新的解釋，就像抓住了拉鏈的鎖頭，輕輕一拉，整個企業的高層后臺昭然若揭。

　　事后，很多人都問她是不是有什么搜索的訣竅，陳中小路總不能講出所以然來，就是自己“沒事時隨便搜一下，碰巧就有了，主要是看人品”。如果非要總結出經驗，她把這歸結于大學時對羅馬足球俱樂部的熱愛，當年因為喜愛這支曝光率低的小球隊，她常常在網上一泡一天，借助Google翻譯，把邊邊角角的意大利語小報道翻譯過來，貼到論壇里，享受每次搜索新信息的滿足感。

　　如今的工商資料、公安記錄、論文文獻等數據資料，像是另一種的意大利語，或許也是這個職業必須掌握的“黑話”。陳中小路覺得自己不是個擅長采訪和撰寫的人，整個新聞產品的制造過程中，只有整理資料這部分是最不藝術的，這個工作繁瑣、復雜，而且充滿了機械化和流程化，但也是最誠實的環節——付出多少，收獲就有多少。自己對信息獲取方式的道德潔癖，讓她認為投入更多的精力與時間，搜到更多的資料，才是自己最應該做的。

　　由此所獲得同行們“勤奮”的贊譽，也讓她很是欣悅，新聞是個毛躁的行業，不管對稿件本身，還是對她自己，“精工細作”都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贊美。

　　商業社會里，男性永遠是主流，不管是行業內的領導者，還是對應的報道記者。男人們有自己的交流方式，也許湊在一起抽根煙，搭一下肩膀，稱兄道弟一番關系就會緊密得多。行業內有當做經典傳承的故事：有男記者喜歡跟采訪對象一起蒸桑拿，幾個大老爺們兒脫光了聊，話題跟身體一樣赤裸坦誠。“但是女記者只能坐在辦公室就事論事呀，太親熱就怪怪的。”陳中小路沒怎么利用過自己的女性優勢，她只是很有耐心，一群人聊天的時候，她是最容易被忽視的，聲音小，人又沒什么氣場，好奇提出的問題，總是被其他人的喧嘩吹走，這時她總是懷有極大的耐心，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在安靜的間歇再次重復剛才的話，直到自己的問題被對方聽見。

　　陳中小路至今遺憾的是，自己沒有做過什么災難和社會報道，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她幾次申請都沒有領到去震區的任務，因為在領導看來，派這么一個弱小的姑娘去災區實在是太危險了。然而幾年后，她跟丈夫一起去了西藏墨脫，那是國內最艱苦的徒步路線，她卻覺得沒有大家預想的那么難。在調查宋慶齡基金會的時候，陳中小路在鄭州一天跑了十幾個地方，把工商檔案上登記的地址全部核實了一遍，她覺得“來都來了，不跑一遍怎么能行”，唯一感慨的是，報社給的三百多塊出差補助，那一天光打車都不夠花了。

　　宋慶齡基金會那一系列的報道，跟紅十字會的相關新聞一樣，揭開了慈善組織背后令人震驚的黑暗，陳中小路有時候也會搜一下相關的責任人，發現讀者們預期的處理并沒有發生，對此她倒沒有太多的感覺，作為一個記者，陳中小路更在乎的是實現社會的知情權，展示出真相之后，自己的工作就到此結束了。而后續的改變，或者因此掀起的任何影響力，則都不在她的考慮范圍之內。

　　在網上搜“陳中小路”，會發現一篇“優秀教師先進事跡報告會上的發言”——她的高中班主任在一次經驗交流會中，特意拿她作為教學成果的例子，評價她“天資聰慧，知識基礎好，學習勤奮”，是貴州省高考第五的“優秀拔尖人才”。

　　陳中小路看過這篇文章，不好意思地感慨：“特別雷人”，高考已經是10年前的事情，但“乖乖女，好學生”的評價，依然不停地在他人的評價中出現。她喜歡穿花裙子，編輯部的人說她打扮得“像個喜鵲”，就算在正式的自述文章里，她也會把網絡上流行的咆哮體寫進去，在她身上，職業辛苦與道義負擔退至后臺。陳中小路更像是高三教室里，每個班都有的那個漂亮的學習委員，單純的，小小的，不會給你帶來任何壓迫感，卻讓人明白，她在皺一皺眉頭的時候，正在試圖解開整個年級都算不出的那道數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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